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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侍女群像是雪芹熟悉的。在现实生活中满洲八旗富贵之家，都买有大量的侍婢、使女、丫环及丫头。她们个个都是可爱又可疼，可怜又可痛——贫寒被卖的，孤伶无依的，被拐骗落难的，还有大批“犯罪”官员人家的妇女“入宫”派给仇家作奴受辱的！

  更令雪芹难过的是当时贵家豪族对待使女的残忍态度。用使女的眼珠做菜的，遭府主荒淫蹂躏的，至于用红热的烙铁烫胳膊等只能算是小菜一碟了……

  曹雪芹把这些和东岳庙的“少女”联在一起，心想：古往今来，可有谁把这些可怜可痛的女儿写进书里？

  在少年曹雪芹的心中忽然萌了这样一个念头：我要写一写，不是像死板的史传那样，宣传什么烈女贞妇，而是要“传神写照”——让人看了不仅如见其形，更要如闻其声，如睹其丰神意态，而且领略她的内心世界。

  这个念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坚定，以至最后竟成了他毕生的事业。

  但是他想，从古代以来，一篇短的，只写一个女子的故事不少，写得数量多的，要数比他早的《聊斋志异》了，可是也是以一个为主体而分散为多篇的，而且活的真人太少，却大多是狐仙魂鬼之类。他的祖父时代的文人写了一部《女仙外史》，也是女仙而非女儿。明代的《金瓶梅》，写了一个富家之内的妻、妾、婢和私通的女人，不但淫秽，而且完全不能撰写女儿的智慧才能，尤其是她们的精神心灵的深秀美洁的境界，反而只写成了一些庸俗淫妒、争风吃醋的下流女人。

  雪芹想到这种情形，深深感慨。

  然后他又想到了从小熟读的最出名的《三国》和《水浒》。从中他又悟到了一条重要的道理——从古以来，小说主题是什么？是人，是人物、是人材——更是人材的遭际和命运。

  这个巨大的主题涵盖所有的民间文学、野史剧曲，都是表演这些可钦可慕、可歌可泣的人材的故事。

  雪芹再一个思索的环节是什么呢？

  那就是帝王将相、强盗英雄，这两种人是不必重复写了，惟有一种人物人材，历来无人下工夫抛心血去集中着力地表现——妇女中的人材和英秀豪杰人物。

  他立志要写写她们，为她们传神写照，并且他写出来的这部书要与《水浒》相对照！

  中国奇妙的汉字文学，极喜欢对仗。曹雪芹立即想到：我的这些“红粉佳人”正好与施耐庵的“绿林好汉”是一副绝妙的对子！

  曹雪芹的选择要认真实行起来，却有重重难关挡在面前，阻碍他顺利地前进。

  第一个难关，他得打破历来已久的社会心理所造成的俗套。这种俗套最常见的是：“淫妇型”——受《金瓶梅》的影响，而且变本加厉。

  “神异型”——受《女仙外史》的影响，与“人”的真实生活越来越远。

  “佳人才子型”——这个俗套来历最久远，可以追溯到汉代。以后千百种小说剧本都被它牢笼住：总是一个绝代美人，遇见一个才子，二人“一见钟情”，缔结婚姻，又遭曲折苦难，最后才子做了高官，佳人成了太太，团圆荣耀，美满幸福。

  这些已经成了模式，人物不过改换名姓，大同小异，变成一种“文学符号”，而且毫无精彩的文，动人的灵性。这种小说大量出现，使人倒尽了胃口。

  为此曹雪芹先要打破这些枷锁。写妇女中的英才，不能让她们神化仙化，而是要写出她们的实际外形与内心。中国古代妇女一直是封闭式生活，不许与外界交流，不许会见外姓非至亲的男子，只许在自己的秀房之内做花红，操持家务。那么曹雪芹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从最平常、最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去表现和撰写他心目中的人物，这个难关之巨大，可说是过了其他的一切。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期间，曹雪芹练就了一手好画，尤其擅长画人，画妇女。他画的不是传统式的高髻长袖的没有个性的“古装仕女”，而是当时现实里的美好的少女。

  从八岁到十二岁这几年，雪芹的家境日益好转了，中国的古话说得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家的遭遇不幸是严峻的，但历史的条件仍然足以使年少的雪芹逐步恢复了“公子哥儿”的身份和生活环境。

  在《红楼梦》的卷头，留有他的一段自叙：“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辈，背父史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这是他在三十岁时回顾他幼少时期的一次自白，话是十分简约，内容却是十分丰富复杂的，可惜现代人已经无从知道其经过详情了。然而从这段话也可以看出他与父兄师友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说明他确实度过了一段丰衣足食的少年生活。

  清代八旗人的奢侈享乐风气是一般的汉民富人所不能比拟的。旗人的初期，入关以后渐渐受了明代汉人的熏染，很快就失去了原来的艰苦朴素的品质，而流向奢侈玩乐。他们的政治地位使其享有特权，财致富，追求享受是必然的。早期的皇帝常常以此为忧，时时加以告戒，但无济于事。再加上经过了康熙六十年的盛世，八旗人口迅增长，财力日富，这些人不必也不许经商做工，就可以有官定的收入，因此大多数都是游手好闲，一味寻乐戏耍。所谓“纨绔”，就是对这类子弟的一种雅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