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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事生产的大侠们游走江湖,哪来的活动经费呢?一般有三种来源:一是依赖家族实力;二是依附豪门权贵;三是“自主经营”。
古代游侠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游侠其实是士族阶级的一个分支,所谓士族,是西周分封制的产物。按照周公创立的分封制度,国家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几个等级。
“士”这个等级很特殊,他既是贵族阶层的最末端,又是底层阶级的最高层。作为贵族阶层的最底层,他们有一个“贵族”的空头衔,却没有任何政治待遇。作为平民的最高层,他们又不具备生产劳作的能力和愿望,因而他们活成了“夹心饼”。
分封制的规则,又决定了这个群体的数量越来越庞大,到后来,士族阶级成了影响国家政治生态的重要力量,以至于后世有“士族阶级书写了中国历史”的结论。比如孔子、孟子、老子、李斯、商鞅等都是士族阶级的杰出代表。
受百家争鸣的影响,士族阶级分化成了两个群体,一部分信奉儒家思想,以读书做官为人生目标,成了儒生,亦称“文士”,一部分信奉墨家思想,以行侠仗义追求天下大公为人生目标,成了侠客,亦称“武士”。
到秦朝建立后,随着分封制的终结,士族阶级连贵族的空头衔也没了,士族彻底沦为平民阶层。文士和武士,因为不同的人生理念,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文士因为切合了帝制文化的需求,成为皇权的拥趸,日益强大,而武士则被政治主流淘汰,游走在政治生活的边缘。
了解了武士的起源,就大致清晰了他们的特性和生活圈,也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生存模式及三种收入模式了:
第一种:本身就是富家豪族,依赖家族资源不愁费用。游侠本身就脱胎于贵族阶层,家族势力非常雄厚,他们虽然失去了政治待遇,但是作为家族后人,往往会得到不菲的物质待遇,比如地产、房产、金钱等。
这一类人群非常多,西汉初年各地都有豪门大户,都会出几个游侠类的“人才”。这跟秦末社会动荡,六国之士蠢蠢欲动的大形势有关。
比如高祖刘邦的好友兼亲家翁张耳,他本来不是豪门大族,却因入赘富家豪门,摇身变成大富翁。从此,张耳游走于江湖更加如鱼得水,大把花钱,结交天下豪杰。刘邦就是在那个时候,结识了张耳。
与张耳“刎颈之交”的陈馀,其经历跟张耳如出一辙。
第二种:依附于豪门贵族,充当他们的门客换取收入。靠家族实力的毕竟是少部分,很多游侠的家族随着年代久远没落了,他们也不事生产,怎么生活呢?依附豪门贵族充当门客,就是一条出路。
这类人群代表者,民间张口就能说出一堆,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四大公子的门客,很多都是游侠,毛遂、冯谖、荆轲、豫让等。
其实汉高祖刘邦也算半个游侠,他早年不事生产,游走江湖,跟张耳等江湖侠客混得很热乎,导致自己年近四十都没有成家立业。刘邦的生活来源,除了在家啃老、啃嫂外,在外就依附于张耳这类的大富豪。
有人曾经对这一类游侠们做过一个概括:闲时帮闲,忙时帮忙,战时帮凶!
第三种:依靠自身能力和游侠群体,形成“创收”能力。除了上两种情况,第三种则良莠不齐,形成了社会灰色地带。这种所谓的创收方式可谓五花八门,有的打家劫舍、有的掘墓盗窃、有的充当杀手、有的沦为乞丐等等。这个群体最大,对社会的危害也最大。
游侠的三种收入来源,往往是交叉的,不固定。
游侠们良莠不齐,社会价值观也早就突破了墨家思想的框架,又因为其帮凶性质,往往受到权贵阶层的喜爱,常常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
正因为游侠们的这种生存状态,给社会治安和政权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游侠们遭到了统治阶层的严厉打击。又由于受到利益阶层的豢养与追捧,这个群体就像野草,始终除之不绝。
说到底,根子还是在游侠不是孤立的社会群体,他们与政治利益集团结成了割不断的联盟关系。
武侠中,浪迹天涯的背剑侠客成为正义的化身,追求正义、和平和人道则成为侠之“剑“的宗旨。他们四处游山玩水,毫无目标的行走江湖,除了一把剑几乎身无长物,但却从来不为钱担心,吃喝用度都是不差钱的。
苦苦为生计奔波的还算什么侠客?他们大多都是心情不好劫富,心情好了济贫。甚至于济贫也不过是看着顺眼就扔钱。全然不管穷人突然被钱砸到头还在懵圈,就传得沸沸扬扬,所有人都知道他突然有钱,会什么样的后果。
其实穷文富武,若家底都没有,那练什么武?饭都吃不饱怎么练剑?骑马仗剑走天涯的故事听起来很美,但是不说马匹多少钱,就算是一把剑都价值不菲。
金银铜铁等金属在秦汉时期都是难得的物质,胆子大点的都拿来私铸钱币了,谁会精工细琢去铸剑?千金求剑是毫不夸张的说法。
在中国文化中,刀剑往往被赋予正义和正气的道德色彩。早在先秦时代,季札挂剑就成为君子诚信的楷模。在侠士剑客眼中,刀剑是佩带者的人格和精神的体现,标志着一种伸张正义、见义勇为的社会责任,更是身份的象征。
韩信落魄到接受漂母的一饭之恩,被人嘲笑,受胯下之辱,仍腰挎剑、手持书。只因坚信自己不会居于人下。剑是他不苟同于凡夫俗子,最后的执著和信仰。
大部分人是当不起游侠的,没剑没财力。就像是现代人想出去旅游一个样,要先看看钱包鼓不鼓,再决定世界大不大、能走到哪。或者当花时间出去历练,代价就是一边打工一边游玩喽。
侠义、侠义,侠等同于义吗?
中国人最讲求义的时代在春秋时期,那时候义与利的距离比较远,没有人认为它是一回事。所以,那时候的人,对义的注解令人震撼,令人肃然起敬。
比如程婴救赵氏孤儿,比如介子推割肉救主,比如豫让舍身报主。就连男女约会,都出了个宁可淹死也要守约的尾生。他们已经达到了“重义轻生”的地步,把“义”演绎到纯而又纯的地步。
侠之义,应该是包含性善,责任,公正,德行等。和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似乎又不同。
孔子认为:所谓义,就是“适宜”。每个人的行为,符合周礼和道德,就是“义”。君子以“义”为上;一个人,不仅要当仁不让,而且还要见义勇为,看到适宜礼制的事情,不敢去做就不是真正的勇敢。儒家的这种观点,对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见义勇为和助人为乐,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孟子进一步对“义”进行了阐述。在孟子看来,“义”和仁、礼、智一样,都是人的本性。羞恶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羞恶之心,不能称其为人。他认为“义”就是,人的“羞恶之心”,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应该对于自己丑恶的言行感到羞愧,对于他人的丑恶言行感到憎恶。
王娡不知道,她藏匿刘驹之女算不算义。但她想起刘驹在她怀里喊痛,仍求死于她手时的笑;婉儿持虎兕剑,惨烈自尽的决绝;叶姑姑为全义仆之名,连杀仆从几人后伏剑自绝的一地血腥,就忍不住泪如泉涌。
出于对刘驹和婉儿的负疚?还是对残忍的皇权争斗无奈?无论如何,一个新生的婴儿,未涉人世,却带着血缘的原罪被诛杀,是她不能放任不管的。
对于侠和义,王娡直觉上是,以国为重,才能是真侠义。为一人之利益或需求所驱动,不能称之为侠义。
“袁盎应该不甘于寂寞的。帝王会让这个真名士、假谏臣闲置吗?”王娡说道,“郅校尉多跟进,看这个袁盎什么时候回京。很可能,剧孟的投资很快见效。”
君君臣臣,这是个双向奔赴的需求。君需要任人唯贤的贤名,臣需要忠君报效的平台。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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