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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微有点麻烦的是，红学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入侵，走得有一点远。比如红学家同时又各自是公认的美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学者、教授、爱国者、好丈夫，那么，这些正常的身份，就有点儿不清不楚，别的人再以什么家或什么者自居，一想到沾了光，脸或要有些“红”。红学，包括曹学、秦学，和正在建立的“姥学”，既为人生哲理之总括，宇宙运行之枢机，已非“学术”二字所可范围，不妨另起高门大户，把“学”字赏给你我平庸之辈混口饭吃。

  在需要专业知识才能自定其是非的许多问题上，我们都在接受主流行家的意见。古代的哲人说大地是中心，我们便取这意见，今天的科学家说地球不过是太空中的一个流浪汉，我们也取这意见，这并无问题，问题在于一个社会，什么样的东西成为主流，或接近主流。各种意见都有表达的权利，但何种意见占上风，却构成重大的区别。比如在二十一世纪，仍有人主张宇宙的密码是写在文学作品里的，并无什么不好，且很有，但假如相当多的人同意这意见，就有点异样了。

  《堂·吉诃德》的主角，坚信骑士小说里那个世界更加真实，如果他遇到的事情，和小说里的形容不符，他宁可不相信眼睛。吉诃德先生是小说的读者，但他本人也是小说中的角色，而我们又是《堂·吉诃德》的读者，假如有人把这些全部混为一谈，那一定能创造相当的混乱。在我接触的人里，相信《红楼梦》不是简单的小说的，比能想像的要多很多。有太多的人，认为这本小说，其实是推背图，是史书，甚至越了记录，成为被记录的某种实在之物，这些最可骇怪的议论，出自各种受过良好教育、衣着得体的成功人士之口，很难不令人去想：我们的教育真是失败呀。

  现代教育的要义，于传授知识之外，还要训练学生掌握辨别真伪是非的一套基本程序。对个人经验之外的多数问题，我们只有听别人的，但通过观察他建立主张的方法，我们能决定自己的立场，我们不知道地心里藏着什么，但假如一个人说“我是个慈善家，所以当我说地心是一个大燕窝时，你最好相信我”，我们不该同意他，因为他的方法有问题。

  常识和通常说的知识有不同的意义，常识不仅是一套合用的知识，还代表一种日用理性，完全有可能的是，一个人学富五车，却极端缺少常识，那是因为他少一种核查程序，而那是决定了谁是大肚汉，谁是美食家的。

  有一位红学家，提出曹雪芹其人并不是作者，而是抄手，理由是“曹雪芹者，‘抄书勤’也”，—很独特的观点，放在饭桌上谈谈，还是有的。红学中好多主张，看着不像这一条这么奇怪，而骨子里比它奇怪一百倍，而且那几种最广为人接受的主张，其实是最奇怪的，是对当代教育的最大嘲笑。

  “最大”有点夸张了。窗上漏了那么大的洞，进来的不会只有红学。比红学更背离常识，而且大行其道的，还多着呢。有时听那些衣冠楚楚之士胡言乱语，看那些善良的人们点头称是，难免要想，这就是我们，明了显微镜和电冰箱，把飞船送上太空的晚期直立人？

  不读《儒林外史》

  时代变化快呀，吴敬梓这类人的精神祖先，操心的只是精神，至多是性命问题，像他喜欢的嵇阮们，都是社会上的贵族，生计云云，不用费心，阮籍有时哭哭穷，其实他就是什么也不做，也有酒喝的，等到吴敬梓或杜少卿的时候，“南京这地方，是可以饿得死人的”，于是小姐的身子丫环命，高明如虞博士，也得每年谋几两俸金，挣下三十担米的一块田，犹不敢去，还要“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二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

  当代英语里的1oser一词，译成汉语的失败者，太生硬，那么译成什么呢？不中用之人？笨蛋？废物？废物点心？反正，一部《儒林外史》，就是1oser之歌，它里面的好人，都是混得不好的，混得好的，在作者下，无非鄙吝之徒。作为读者，我们很难同意吴敬梓的这种牢骚，第一，那样会显得我们也是1oser；第二，我们都是工作者，而工作的定义就是可以出售，出售了就可以过活，可以买棉帽子、买炸糕等各种好东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可不想为一本小说叛教。

  《儒林外史》写的是士子、文人，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不过这本书对“知识圈儿”以外的人，也不客气，书里写过三十来个乡民，二十几个买卖人，十个差役，十六个奴仆，还有三个看阴阳的，五个大夫，八个和尚，四个尼姑，—除一二人外，也都不是什么好嘴脸。吴敬梓搭建的书中社会，简单地说，就是所治愈下，得车愈多，他把自己和友人的不幸，归咎于世风日下。那也是中国最古典的牢骚了。

  《儒林外史》里的文人有几类，一类是作者的理想人物，如杜少卿、虞博士、迟衡山、余二先生，这些人有操守，还多少有些才学，前者使他们混得不好，后者使他们不至于饿肚子。第二类是混功名而人品见识又很差的，像高翰林、匡人这样的。第三类是什么也没有，向雅人处说雅，向俗人处吃俗，艰难地混在外围的小文人，如季苇萧、季恬逸之辈。

  还有一种人，醉心功名然而为人极好，如著名的马二先生。这个角色的原型是冯祚泰，和作者是朋友。《儒林外史》写马二，下是很温柔的，同对杜慎卿的贬抑相对读，可以现，在吴敬梓的价值表里，道德比才学重要很多。所以他对第四类文人，也就是欺世盗名者，态度最严厉，如小说里的权勿用（据说原型是康雍乾时代的假道学、假名士是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