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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全面弄清《尝试集》在当时的威力所在，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清楚的，只能俟之以将来。广而言之，《尝试集》主要是借了整个文学革命的东风，但其本身也必须有具体的能使人服的地方。换言之，即使这一诗集不过是把一般人吓唬住了，它吓人的地方究竟何在？这里只举一个小例子。胡适的白话诗在格式上创颇多，其以英语的译音入诗，就是一创举。最常为人引用的一句就是“匹克匿克来江边”。引用者多少都学过一点英语，他们的引用无不带点挖苦的意思。从他的老朋友任鸿隽到后来的朋友溥仪及晚年的“好后学”唐德刚，均在此列。但是这些人未曾料及的是，在民国初年尊西成风时，许多外来字词正是靠着其译音而获得言外之魅力（插risma，又是一个难以找到对应汉字的词）。君不见民国初年“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比“民主（早年也译民治）”和“科学”说起来响亮得多吗！当年思想论争时，一方只要将“德谟克拉希”或“普罗”一类的字词挂在口上，通常就可操几分胜算了。故胡适本意虽只是略做尝试，但歪打正着，无意中恰增添了其白话诗的“力量”，真可说是“功夫在诗外”了。

  歪打正着仅是一两个小侧面而已，绝不是文学革命的主要力量所在。胡适自己认为：“这几年来的‘文学革命’，所以当得起‘革命’二字，正因为这是一种有意的主张，是一种人力的促进。《青年》的贡献，只在他在那缓步徐行的文学演进的历程上，猛力加上了一鞭。这一鞭就把人们的眼珠子打出火来了。从前他们可以不睬《水浒传》，可以不睬《红楼梦》，现在他们可不能不睬《青年》了。”[21]的确，“有意的主张”是晚清和民初两次白话文运动与前此也有白话诗文存在的一个根本区别。近代士人讲开通民智，以白话文来教育大众早已不断有人在提倡，陈独秀和胡适都曾身与清末的白话文活动。但是，同为有意，还有进一层的区别。胡适在1922年时说：“二十多年以来，有提倡白话报的，有提倡白话书的，有提倡官话字母的，有提倡简字字母的。”他认为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22]

  前者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余英时师以为，胡适答案中关于“我们”和“他们”的分别，“恐怕也包括了他自己早年的心理经验”。他少年时在《竞业旬报》上所表的白话文字大概也都是写给“他们”看的。但胡适“在美国受了七年的民主洗礼之后，至少在理智的层面上已改变了‘我们’士大夫轻视‘他们’老百姓的传统心理”。而这一改变就使他毫不迟疑地要以白话文学来代替古文学，使通俗文化有凌驾于士大夫文化之上的趋势。[23]余先生这里强调的“理智的层面”是一个关键，胡适的确有意识要合“他们”与“我们”而成“全国人民”，但其潜意识仍不脱“我们”的士大夫意识；他要为“国人导师”的自定位决定了他最多不过做到变轻视“他们”为重视“他们”。但没有做到不等于不想做到，胡适在意识的层面的确想要借“国语的文学”这一建设性的革命达到融铸中国之“全国人民”的目的，这恰是他要仿效的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就。胡适的民族主义思想正蕴涵在此。

  如唐德刚先生所说：“把白话文当成一种的文体来提倡，以之代替文言而终于造成一个举国和之的运动，从而为今后千百年的中国文学创出一个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时代，那就不能不归功于胡适了。”[24]而且胡适又最善于对一个题目做有系统而合乎逻辑的表述，他论述白话文的重要，确实也比许多人更加透彻和系统。但这是从立说者一面看问题，在接收者的一面，立说者的鞭子打得再猛，他们也不见得就要理睬。为什么胡适一提倡，举国就能和之？《青年》已使人“不能不睬”这个历史事实提示着世风的明显转移。而世风的转移，又与清季废除科举以后的社会变化，特别是读书人社会变动的大调整有关。这一社会变动与思想展的互动关系，是理解文学革命的又一重要途径。

  二文学革命的社会诠释

  胡适认为，文学革命能很容易就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白话文本身的简捷和易于教授”。[25]这就提示了一个重要的认识文学革命的路径。盖其全从接收者一面考察问题。社会展与思想演变的互动关系，我们过去研究得很不够。我们的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不仅各自都较薄弱，而且几乎一直是各搞各的，互不越雷池一步。但过去对从文学革命到整个文化运动的认知，显然已说明仅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未必能得此事件之全貌。余英时师在讨论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之时，已对文化运动的社会基础进行了简明的考察分析。这里试从思想史的社会层面着手，进一步从接收者一面考察和诠释文学革命，希望能有更深入的理解。

  余英时师认为，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立即引起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罢课、商人罢业和工人罢工，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文化运动的基础就是“城市中的兴知识分子和工商业阶层”。他们也是当时的大众传播工具如报章杂志的主要城市读者群。白话文运动的成功使思想、观念能够通过报章杂志而直接传播给他们。“所以文化运动从白话文开始虽出于历史的偶然，但以结果而论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一种展。”陈独秀就已指出：“中国近来产业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