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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在海外连续工作3个月的可以享受海外出差补助，标准为5o～7o美元天，香港为3oo港元天。常驻海外的员工，根据当地情况，补助标准分为几档，一般5o～85美元天，当地越艰苦、越危险，补助越高。2oo4年，华为的海外补贴降低了标准，一般国家降到税后3o美元天。公司还会替员工交纳社会保险基金，按照每月基本工资15％的比例划拨，员工离职时可一次性提取，扣2o％个人所得税。

  在华为的薪酬体系里，年终奖的数量占到了所有报酬的近14，华为公司每年7、8月份都会有一个规模非常宏大的“红包”活动。那时公司的高层几乎全部出动，根据员工的贡献、表现、职务等分股票奖金，一般员工在1万～3万元左右。一般来说，市场系统、研系统的骨干最高，秘书、生产线上的工人等做重复性工作的员工最少。

  华为给员工最大的回报是丰厚的股权。可以说，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在最初选择去向的时候放弃中国移动、摩托罗拉等知名企业而远赴深圳，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冲着在同业中久负盛名的华为股权。

  试想一下，让一个大学毕业没两年的人拥有几十万的股权，在离职的时候还能不费任何力气、很容易地对其进行套现，相信没有几个人能经受得住这样的诱惑。

  有了以上的高薪和各种福利措施，华为等于是给了员工极大的面子、极多的银子。在深圳这样一个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城市，有很多人愿意为华为的小伙子做红娘。因为在外人看来，是华为的员工就能买得起私家车，中高层的干部更是将目光锁定在VoLVes8o、Bm等汽车上。

  众所周知，一个好的薪酬结构体系将有效地保证企业展中的动态合理性，并促进企业的竞争力与提升员工的成就感。能否在士气上与员工的归属感上创造价值，是一个好的薪酬体系的评价标准。在华为高薪政策的推动下，员工们基本都能心无旁骛地投身工作，同时也避免了人才流失带来的损失，形成了“华为人力资源大厦”。

  二、绝不让“雷锋”吃亏

  每年3月，国内都要掀起学雷锋活动，学习雷锋是47年前毛泽东先提出来的，并亲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不单单是一个名字，他还是一个勇于探索的创造者，他总是把实现崇高的理想落实到本职岗位上，说到做到，表里如一，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为了自己的事业无私奉献。他坚持理想与现实相一致，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甘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在现代企业里，也有一大批“雷锋”式的人在默默地工作着、奉献着。任正非认为在高度达的信息社会中，按劳分配要看劳动中的知识含量，按资分配正在转向按知识分配。有许多出身贫寒的人往往由于过去的缺憾太多而形成了对财富的贪婪，不会也不愿和别人分享，但任正非并非如此。任正非懂得对知识的尊重和回报，坚信高工资是第一推动力，因此他提出“不让雷锋吃亏”，赚了钱乐于让大家分享。

  任正非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在1994年，华为碰到了一个难题。两名业务员分别被派往上海和乌鲁木齐销售一种电信设备。在乌鲁木齐的那位销售得很成功，而在上海的那位销售量只有几台。若按照以前销售越多奖金越多的分配政策，被派往乌鲁木齐的销售员可以获得2o多万元的奖金，而去上海的销售员只能获得几千元奖金。但是这样会很不公平，因为面临的市场不同。

  随着华为市场队伍越来越庞大，任正非派副总裁张建国着手建立合理的薪酬评价体系。

  张建国等人商讨的华为薪酬标准为：知识能力（投入）、解决问题（做事）、应负责任（产出），提倡实行内部公平和外部竞争的原则。内部薪酬的公平，就是要求公司内部做出相同贡献的人薪酬相当。外部的竞争力则主要是通过薪酬的调整与支付来进行分析。具体的评价标准是：第一看是否能有助于实现企业战略，第二看能否帮助提升企业战略，最后看能否促进组织成长。简言之，华为的标准就是以绩效目标为导向。

  从2oo2年开始，华为股权实行“虚拟受限股”，企业员工不能只靠“吃老本”，而要靠自己的努力。华为按照责任与贡献来确定任职资格，再按照任职资格确定员工职能工资。奖金分配与部门的绩效和个人绩效挂钩，其他福利分配也依据工作表现拉开差距。

  在薪酬考核部，绩效考核和报酬管理二位一体，他们的一个信念是：“绝不让雷锋吃亏。”绩效考核与报酬分配要保证使这种奉献得到合理的回报。另一个信念则是：“通过5％的落后分子促进全体员工努力前进。”

  在华为，不同的贡献就有不同的回报。同样是副总裁，贡献不同，收入就不同。1996年，同是市场部的副总裁，主管营销的月工资是2oooo～22ooo元，而主管职能部门的是1oooo～15ooo元左右。同样是客户经理，表现优秀的配股可能是15万股，表现一般的就在1o万股以下了。

  一个好的薪酬结构体系能有效地保证企业展中动态的合理性，同时促进企业的竞争力，提升员工的成就感，在士气上和员工的归属感上创造价值。

  三、改革股权分配制度

  经过融合之后，华为来了个华丽的转身，迅跻身于通信行业的上游。如果将华为比喻为富丽堂皇的泰坦尼克号，那么2oo3年年初的思科诉讼案，似乎还只能算是它出海后遇到的冰山一角。尽人皆知，外患只能造成重创，而内忧才真正致命。但谁也没想到，华为的“内忧”这样快就浮出了水面———华为的股权分配制度遭遇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