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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我的少年时代，历史书会说，那时的中国不停地在折腾，但对少年来说，以及在成年人生活的某些方面，世界便将如此了，肉食将永远稀少，但母鸡还在下蛋，混乱成为常态之后，又有了安定的风味，人们仍要疯，却是定期地疯。那个世界比之茨威格的，自然是不幸许多，但两种世界确有共同点，颇堪琢磨。

  我在那个村庄前面一点的空地上懒洋洋地消磨了两个小时，这对我来说是少见的，因为我的旅行，特别是那次旅行的特点，是“停不住”。再美丽的河畔，再安静的山谷，也不能让我真正地安宁下来；每次奔向某个向往已久的地方，赶到后，都是打量一眼又不耐烦地迅离开。把希望放在下一个拐弯的后面，而对窗外的事物漠不关心，每天漫无目标地行驶，直到精疲力竭，才悻悻停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

  我便想，我们——我也不清楚这里的“我们”指的是谁，反正是“我们”吧，对进步所应持有的温和与持久的信心，是否在变质，是否掩盖着这个时代本质性的焦躁，是否本来应该深藏不露的储备金，却被我们急不可待地挥霍。我们或者说很多人，似乎不是生活在现在里，倒像是拼命地将自己探入不属于自己的未来，而那本来是没有可能的，可能的只是错觉和幻想。

  我并不怎么赞赏那个小村庄旧有的生活方式，对于现代社会将那里的人们强行拖入共同轨道，也不怎么歉疚。我仍然认为社会停滞在困苦与不公平的状态中，是件悲惨的事，比如，假如中国此刻停滞下来，那我一定要大呼倒霉，但是，在公路上疾驰时，或在家中漫无要领地翻看闻网页时，我确实感到一种荒唐。比如说，我常用来批评牧歌精神的一个武器，是指责那种生活状态下的人们没有人类感，没有共同感。而我认为自己是拥有它的，证明之一是知道“罗弗敦墙”是在挪威的什么地方，非洲有人在生病，以及……对了，我经常上网看看闻什么的。

  今天抄书有瘾，再抄一段索尔·贝娄。我以前引用过他的一篇演讲，今天再从里面抄一点。贝娄神经过敏地谈到电视的影响：“它是我们时代特有聒噪的主要来源——这是一种经过装饰的聒噪，它要求我们的专注，其目的不是把它聚拢起来，而是把它分散开来……它使分散的孤独进入一种交流状态。电视让离群索居的美国人认为，他参与了整个国家的生活。它并没有真正把他置于一个社团里面，而他的心却由于这种暗示而暖洋洋的，也就是，附近什么地方有一个社团，因而，他那源自你的意识也就给引向那个整体。”（李自修译文）

  贝娄的演讲是在199o年。他说的电视，对我们来说就是互联网。

  “……后来，电视剧结束了，我们来到了斑马和长颈鹿的草原上。再后，又看到了群众集会上的列宁。突然，我们切换到了一所烹饪学校，有人教给我们怎么填塞火鸡。接着柏林墙倒塌了。或者旗子在焚烧。也或者，一个小组讨论吸毒危机。越来越多的大众话题，可个人意识却越来越少。显然，个人意识在萎缩。”

  面对台阶上的七八位老人（曾被我轻蔑地形容为一排植物的），没办法不意识到，陌生与疏远是双向的，我对于他们生活的理解，我相信，多于他们对于我的。有时候，我对原地不动的陌生人的兴，要过他们对陌生的过客生的兴，而有时候又相反，但统统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件事，那就是，所谓共同感有可能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时间感，而这可贵的时间感，又让我们烦躁，我们宁可以进步之名来打碎它。

  在旅行中，如果连着几天生这种自我怀疑，我就得赶紧找家舒服的旅馆，在干净的地毯和能够反光的镜子之间恢复平衡，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上网，看闻，回到人类的大家庭中，正如贝娄所形容的“暖洋洋的”。

  我和朋友们谈起过这些。我们互相问，有谁能够在如前所述村庄那类的地方、在“时间的后面”，生活一年，而不感到恐慌？没有一个人能。如果有互联网和电话呢？也许可以，但没必要嘛，我们这么说。

  我观察，焦躁不安是普遍的，我们用掺水的共同感来分散它，用进步观来推迟解决这个问题的压力，或者把个人问题化为时代问题或政治问题。奇怪的是，我确实认识一些非常安静的人，听说过更多此类人，通常，我一边羡慕，一边怀疑地想，真有那样的人吗，在这个时代？我面前的这个人，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或者，瞧他付出的代价。实际上，每个焦躁的人，对他人或事物，都没有时间去实现自己本来可以达到的理解程度，我们只是踩油门，飞驰而过。

  有个叫天花墕的地方，我莫名其妙地在两年内途经三次。天花墕在土塬顶上，有家人住在那里，门前总是摆着自家出产的梨枣之类，指望卖给过往的人。第一次经过，我停下来照了几张相，回来看，毫无味。第二次经过，我用那家的水洗了手脸，然后买了梨和一种很小的苹果。第三次，我没有停车，直接开了过去。我已经知道了他家梨果的味道，便想不出还有什么是值得停留的了，而且，我还要赶到前面的县城投宿。

  总是如此，有足够的理由驰过每一个地方；如果在某处有所逗留，不是出于实际的考虑，便是偶然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