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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马经》揭开帷布的一个小角，使我们知道自己的祖先曾经那么认真地格物致知。翻翻各代的艺文志，便知记载实际知识的书，最容易亡佚，空言欺世的，倒世代流传。鲁迅曾气愤愤地说：“做《内经》的不知道究竟是谁。对于人的肌肉，他确是看过，但似乎单是剥了皮，略略一观，没有细考校，所以乱成一片，说是凡有肌肉都源于手指和足趾。宋的《洗冤录》说人骨，竟至于谓男女骨数不同。”其实《内经》时代，人们还是求知的，懒惰的是后人，不肯将知识积累上去。如此说来，一篇《相马经》，还不如长埋地下，没的挖出来，让我们惭愧。

  不读酒诫

  我国风俗最奇怪处之一，是以酗酒为美德，温克为无。波德莱尔说的“长醉不醒是唯一出路”，本是惊世骇俗之言，放在咱们这儿，便成家常的意见。喝到烂醉如泥，不以为耻，反矜矜自喜，到处说上好几年，当作自己的英雄事；自己喝也罢了，还要劝别人喝，人家拒绝这无理且无礼的要求，他还不高兴。最讲不通的，是夸耀酒量，好像在昏迷之前喝下更多的酒，是造福人类的事。

  凡是与常识有违，又蔚然成风的事，都得向上找源头。喝酒的这种作风，始作俑的是两晋的文人，唐代诗人把它扬光大，使成社会的习俗。古代的文人，标榜自己喝酒，如同标榜自己有才情，要是一点也喝不了，别人就怀疑他是个无之人。写过《浊醪有妙理赋》的苏轼，生来不能喝酒，他觉得这是少了一样雅韵，便以勤补拙，天天把盏练习，比填词练字还要用功，果然天道酬勤，到了六十岁，他已能喝下五盏酒，当然，不是一顿，是在一天里累积。

  也有反对喝酒的。从《尚书》中的《酒诰》开始，就有正人君子，看这些横七竖八的醉汉，心里难过，写下各种劝诫。但到后世，两边的力量，不成比例，主张节制的，都是些葛洪、庾阐这样的实木脑袋，讲些大道理（他们忘了，正是因为听大道理听烦了，人家才跑去喝酒），而在另一边，从庄子往下，从汉代的孔融到唐的王绩，从李杜到皮6，都是有才情的人。一边是恃才任性，一边是崇学重道，一边是嵇康，一边是嵇绍，一边是李白，一边是韩愈，一边把道理想个周全，好不容易写出一篇《酒诫》，一边轻轻挥去，十来篇酒赋醉赋之类已一涌而出了。这架不用打，就知谁输谁赢。

  王绩《醉乡记》，模仿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而写的，韩愈读后，感慨说这些醉汉，都是些不遇的人，心中有不平气，所以躲到醉乡。唐人对喝酒的理解，正反两面，大抵如此，一说到建安、竹林那些人喝酒的动机，不外是逃世网于糟丘，以求得全。如李白，是上引陶渊明为知己的，但浅如太白者，毕竟无法接近陶渊明的内心，写下和喝酒有关的诗不知有多少，也注不动陶渊明的一：

  “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此中有真味。”

  遗世忘忧之外，晋人喝酒，与唐人比，还有别的心事。王蕴说的“酒正使人人自远”，唐代的诗人就说不出，而王蕴还只是说在形而下。各代说喝酒如何如何好的，很少在说老实话，而在另一面，反对耽溺于酒的人，更反映时代的趋向。庾阐酒诫，讲的道理是“穷智害性，任欲丧真”，“形情绝于所托，万感无累于心”，就比较入当时那一批人的耳，若是像后世的道德家那样，举出健康、政治、道德之类的理由，徒令人生厌，酒是一点也劝不住的。

  晋人的心事，未必都传了下去，晋人的作风，一样不少地被后人效仿。酒是一代代喝下去了，每代人有每个时代的理由，每个人都有不需要现实感的时候。“一杯颜色好，十杯胆气加”，酒能释恨佐欢，也能激情性，让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可惜“醉中只恨欢娱少，无奈明朝酒醒何”，酒一醒，一切复原。在这一点上，今人要羡慕古人的，是古代酒薄，鲁酒千钟，赶不上一瓶二锅头，陶然一醉，要花很长时间，醒酒又要很长时间，这样一三五喝酒，二四六醒酒，或许真的可以流连醉乡，没身不返呢。

  总之，崇尚喝醉，先是晋代特殊的风气，后是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火满酒炉诗满口”，听起来就很雅，最后，在全社会普及开来，哪怕是僻远的乡下，男人喝酒，劳苦功高、大模大样地坐着，全家人在下面忙，显然是一致同意喝酒是严肃的事业，喝醉是事业的完成。我知道喝酒能令人喜欢自己，喝醉时喜欢自己，平时也喜欢自己的雅兴，但如果一无晋人的心事，二无诗要写，三则本来已经很喜欢自己，很喜欢自己的时代了，还要镇日无事，不读离骚痛饮酒，就看不出有什么好借口了。

  不读酒经

  我国对文明最大的贡献之一，是明了用酒曲酿酒，使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能自己喝醉自己。《尚书》里说，“若作酒醴，尔惟曲蘖”，蘖且不论，制曲，实乃中国酒的特点，工艺也有风致，单说其中的踏曲，即用脚把曲料踩实，最合古意。北魏时的农书《齐民要术》说“令壮士熟踏之”，便是这个环节了。《齐民要术》中用手团制曲饼，都用小孩子，且“有污秽者不使”，何以用脚踏曲，却用壮士？想必是求坚实，儿童体重不足，只好有请壮汉了。但故老相传，近代制曲，却用胖小子来踩，也算一种改进吧。踏曲时边踩边唱歌，很是田园风光，竟成制曲的别名（如乾隆禁酒，诏曰严禁“肆行踩曲”），可惜现在难得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