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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提出分手的人会被抛弃（第1页）

第二天睡到自然醒，心满意足地起了床。照照镜子，一切都好，洗漱完毕，我打了两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打给那个差点被儿子推进河里淹死的父亲。由于他对孩子生活近乎专断的干涉以及不知悔改的态度，我愤而撒手不管了。可是，既然生活还有选择的机会和权利，我决定再跟他谈一谈。

有些可惜，不过也是情理之中，我说了十几分钟，这位父亲只回答：“谢谢，我会好好考虑的，给您添麻烦了。”傲慢而自负，就像太阳王路易十四面对他的臣子。

第二个电话，是打给李咏霖的，电话很快接通了，一如平时，他仍是一副感激的口吻：“艾先生，这两天也没时间见你，真对不起，杨洁的事，给你添麻烦了。”

“杨洁情况挺好，李哥你暂时可以安心了。”

“是是，我也听她姐姐念叨来着，多亏了您。您是不是要说评估的事情？那东西，有时间就做，没时间就算了，没关系的。”

评估，是我向当事人或家属提交的一份报告，涉及病人目前阶段的状态评述，与诊断书稍有不同。鉴于杨洁自杀案例的特殊性，以及不去评价自杀者的原则，所以这类东西只能给家属看。

“不，我给你打电话，是为了别的事。”

电话那头，他迟疑了片刻“是不是该付治疗费了？还是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尽管说。”

“好，李哥，我很关心你现在的处境，所以，如果您有什么烦心的事，也不妨和我谈一谈。”

“谈一谈？”他显然被我弄糊涂了，反问道“怎么，你是说我也要看病吗？”

“您误会了，我没说您有病。我只是觉得或许您有些地方也会需要帮助。你和杨洁的离婚，是谁先提出的？”

“是我。”他好像有点听明白了，顿了顿“对不起，我之前太忙了，可能忘了告诉您。是我提出来的。”

“您告诉过我。我只是想说，很多人都把婚姻关系过度简单化了。”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幸福的婚姻，哪怕是平庸的婚姻都是不言而喻的。可任何一段婚姻，一旦面临破裂，其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在旁观者，也就是亲友的眼中，总有一个人是“提出分手的人”另一方是“接受分手的人”因而现实生活中，两人同时说拜拜的情况并不常见。

提出分手的人，往往是最容易被人误解的人。他们需要承担内疚、恐惧和离婚后同样的痛苦（第三者情况除外，不在本案讨论中）；并且，他还会被误解成自私的人，是个“抛弃爱人”的人，他一点儿都不忠诚！总有些人，会落井下石地去打击提出分手的人；即使没有这么残酷，他们也往往会站在接受分手的人的立场上，故意漠视提出者。

到底谁对婚姻最不满？到底谁才是受伤最深的人？谁竭尽所能想让婚姻起死回生？很可笑的是，除不道德的外遇情况外，往往试图挽救婚姻的人，恰恰是大家所说的提出分手的人。当然，提出分手的人，有他的优势。他们已从情感的惊涛骇浪中上了岸，下了决心，不再白费力气挣扎于破裂的感情中；他们可能已经对分手后的事情做了打算。但是，他们仍然最可能是被亲友抛弃的人。

要知道，提出分手的人，也需要支持。

被抛弃的人，能很轻易地从家人朋友那里得到同情，尽管他们可能是婚姻破裂的潜在始作俑者因为在婚姻最后的战役中，他们被要求离婚，被“抛弃”因此得到了良心道义和舆论上的最大支持。他们受到格外的关照，总是有人围在身前身后。然而，过度的关照和同情，反而会成为迈向独立新生活的最大阻碍！杨洁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尤其是在她自杀之后，关注杨洁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还包括那个怂恿她找大师的朋友——没准人家也是好意。

然而，离婚的双方其实都是受害者。我试图合理地，不带感情se彩地告诉李咏霖，从离婚到杨洁自杀的前前后后，他始终都是那个没得到支持的人，他还需要尽所能地养家，以及支付生病孩子的巨大开销。

于是，我很关心他，希望能和他谈一谈。

最有趣的是，幻觉认清这个问题，比我的意识要早。john把这称为一种“天赋”他说：“你的幻觉超前于你的意识，这就是你的天赋！你会对天赋耿耿于怀吗？当然，它来势汹汹，也许会让你有些惊恐不安！”

李咏霖耐着性子听我把话说完，反问道：“怎么，现在我反倒成了病人吗？对不起，艾先生，我很感激你的理解，可杨洁才是真正该接受帮助的人。”他把重音放在“真正”两个字上。

“我是很认真的，李哥。你说得对，杨洁的确需要帮助，我也正是这么做的。我们每周见两次面，直到她的自杀危机不那么严重，之后，我会更加关注离婚后她生活的重建，相信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会取得很好的收效。但是，你正在陷入困境，我也能感觉出你心烦意乱的痛苦。我想如果你能找人倾诉和帮助，这个情况就会有些好转。如果可以的话，我还能托朋友给你开一些很

温和的镇静剂，效果不错，也没什么副作用。”我说。

可李咏霖的声音似乎强作镇定，电话里还传出一阵笑声，好像把我看成是个善良却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他笑着说：“谢谢你，艾先生，你真是个好人。可是，我没有心烦意乱呀！很少有什么事能让我烦心。”

“很抱歉，李哥，我和你观点不同。你拒不接受帮助，我又没说你需要看病，只是力所能及地给你些帮助而已。谈一谈，有什么坏处呢？”

“不，”他毫不迟疑地反驳说“艾先生，你大概是弄错了，不能把杨洁和我相提并论。我和她一个是水，一个是火，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我是水还是火？”这一刻，不知为何他突然爆发出一种匪夷所思的幽默感。

我反问道：“你还爱着杨洁吧？”

“不不！爱，还有什么爱可言？”他立刻否认，并且信誓旦旦“你这么想可不对，艾医生！”他突然这样称呼我，好像在心理上把我推得很远，顿了顿，他又说“我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是责任，又有多少是从需要出发的。我好像需要承担对杨洁的负担。也许这是你没有小孩的缘故，你很难理解。原因何在我也说不清，但是我知道自己是出于一些原因，才坚持希望杨洁能好起来。但我希望你不要因此误会，我和她玩完了！彻底玩完了！这就意味着，我们过不下去了，也说不上还有什么爱，她能被治好，孩子能有一个正常的妈妈，那就够了，其余的时间，我会尽可能躲着她。”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他花费财力精力想要治好她，就是为了躲着她？如果是这样，那干脆让她自杀死了不是一了百了？！我承认自己这个念头有些不人道，但事实就是如此简单。杨洁的死与生，好像只是存在于李咏霖责任感里面的一部分，至于孩子，仿佛是在混淆视听，我很怀疑对普拉德威利症患者而言，妈妈是不是真的能有什么影响——何况，李咏霖显然不希望杨洁接触女儿。

我沉吟一阵，打算把问题说得更明确一些：“李哥，你在逃避问题。我并没有和你讨论杨洁的病情，我的意思是说，也许你需要个可以倾诉的对象，要是你不信任我，安排别人也没有问题，但你确实需要这种帮助。”

而李咏霖威风地宣称：“水到头来干涸在泥土里，火熄灭于柴火堆，废料全被扔进了垃圾箱。心理学是那么严谨的科学吗？说真的，艾医生，我压根儿就没当回事。但是我知道你能力很强，才认为你能帮助杨洁，而不是让你来帮助没病的我，这有点儿像是无病呻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没把话说完，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胡言乱语，我听到话筒里一阵急促的喘息，他在考虑着如何才能收场。

也许他是想到了一个问题——这样对我说话是不恰当的——我会不会怒火中烧，因此起了邪念，去恶意影响他的前妻？

这番担心是多余的，我早就习惯了，所以我抢先说道：“没关系，李哥，随便您怎么说吧。请记住，如果有一天需要帮助，就联系我吧，这句话一直有效。”

我们像敌人似的，假装握手言和，很友好地道了别。

挂上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无所事事。

我回想起自己在医院里实习的日子，有一天，派出所送来个贪杯的酒鬼，三天没进食了，虚弱得厉害，高烧40度，脉搏每分钟155，并伴随严重的脱水。这个酒鬼神经兮兮，或者是烧得糊涂了，始终认为医院是日本的杀人营，所以他打骂医护人员，粗言秽语不堪入耳；他坚持要逃走，认为那是逃出杀人营的唯一活路。

我们该怎么办？任由他跑出医院在大街上晃荡，直到痉挛脱水而死？还是不顾他的个人意愿，强制安排住院，给他服用大量的镇静剂，最后把病治好？

用不着太多讨论，谁都知道后一种做法是合适的。尽管他不认为自己有病，不接受医生诊断，但他病情的严重是千真万确的。作为医者，我们都知道，他看不清事实真相，不认为自己有病，这本身就是一种病。

很遗憾，大多数医院以及我本人，并不具备什么强制力。这也是件好事，可以因此避免其他被屈送医院的事件发生。可任何决定都是双刃剑，有利则有弊。

我开始思索另一件事，李咏霖拒绝我的帮助可以理解，但他咄咄逼人的态度出人意料。他到底是在坚持什么，这是一种大男子主义的泛滥，还是他过分强调责任感的体现，或者他有什么其他的秘密难以启齿。

或许，他和这世界上成千上万的男人没什么两样。他们都没有离群索居，都住在城市里；他们也许富有，也许贫穷；可能受过教育，也可能大字不识；他们不大引人注意，没有贴上伟人的标签，都是货真价实的小人物，没准是老师、警察、技术工人或者李咏霖这样的私人老板。

我感到可悲，他们都一样过分强调责任，背负了太多东西，却不愿意相信别人，拒不承认自己的问题。

这有些可笑，在这个男性基因逐渐萎缩的年代里，他们身上的男性品质却日益得到彰显——或者自认为是在彰显。

有些生物基础知识的朋友都知道，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