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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冻土，啃草根，吃树皮……

被农村的小孩子用石头和泥巴丢，被村民指指点点，肆意的辱骂和嘲讽。

村里不少有些中年村民都是经历过长征的，他们有时候根本不是演戏，而是回忆，回忆他们经历过的那些艰难地岁月，在拍摄的过程中，连夏越来越分不清楚戏里戏外的区别，她仿若穿到了四十多年前，她不是连夏，而是秀梅。

她像个普通农村姑娘一样，挥动着镰刀和锄头，最初这些农活她做得不好，后来越做越好，得心应手。

如今她已经不需要酝酿关于秀梅的情绪，就连导演李青也认为现在的连夏就是他脑子里那个秀梅。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连夏这样的状态很好，连夏越来越沉默，这种沉默不是属于连夏平时的拍摄状态，而是属于哑女秀梅，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她越来越喜欢和饰演麦子的小演员王聪在一起，王聪的父母不在身边，连夏就是王聪的监护人，两个人形影不离，剧组工作人员经常看到两个人用手语对话。

因为导演要求，连夏在剧组外面也是秀梅的打扮，吃和住都住在当地村民家里，戏里戏外，小演员并不能很好分开连夏与秀梅的区别，时间一长他连“连夏妈妈”都省去了，直接叫连夏“妈妈”，连夏会护着小王聪，会给王聪洗头喂饭，他们像一对真正的母子。

一个脏兮兮的哑女，带着她脏兮兮的孩子，就这么从电影里走到了现实。

这一幕落到徐妙珍眼里，未免有些胆颤心惊的感觉，她感觉连夏入戏太深，已经到了不正常的地步，这种事情徐妙珍以前只是听说过，“xx演员入戏太深，得了抑郁症，需要心理医生辅助治疗”，没有想到如今，这种事情竟然在连夏身上发生了。

当然正常人在这种环境下，很难保持正常，就是徐妙珍这个围观者，在看连夏吃草根的时候，都会捂着嘴哭，以至于差点冲进拍摄现场，将哑女秀梅和她的儿子麦子救出水火之中，更何况戏里的连夏。

徐妙珍越想越不对劲，她看着连夏欲言又止，想了想，最终打电话到公司，汇报情况，希望公司那边帮忙联系一个心理医生，她怀疑戏拍完，连夏心理就出问题了。

连夏曾经对“哑母”演员构造提出过质疑，“哑母”时间段横跨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从“三年-自然-灾害”到“长征”近六年的时间，导演却没有换“麦子”的演员。

要知道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六年的时间，足以让她从一个小小人儿长成一个小少年，哪有从六岁到十二岁都是一个人去演，难道“麦子”不长大了吗？

但是导演李青却告诉连夏，在这段时间里的麦子是不会长的特别高大的，因为他吃不饱穿不暖，每天饿着肚子，恶劣的生存环境注定让这个孩子瘦小，所以导演会借助灯光、化妆、道具、拍摄角度等手段让“麦子”看起来大一些，而不是换演员。

连夏最初觉得导演这个理由很牵强，直到她来到农村，接触了很多家里特别穷的孩子时，她才知道导演说的不错的。

在这个极度困难的特困村，很多十几岁的孩子，看起来还不如城市八-九岁的孩子看起来壮实。

在特别穷的，特么没有营养，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长高真的是一种奢侈。

秀梅一生最悲哀的年份，李青导演全都留给了连夏。

当连夏拍完“哑母”秋篇中三-年自然-灾害后，影片的拍摄终于迎来了最高-潮的部分，这也是连夏在“哑母”剧组最后的几场戏，小村庄最难熬的冬天来了，“文-革”的风吹到了小山村。

此时的麦子已经稍稍长大了一些，因为吃不饱饭，他看上去比同龄的孩子瘦小不少。

麦子和哑巴母亲相依为命，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学会不去问“我为什么没有爸爸”、“你为什么不会说话”这种蠢问题。

小山村到处刷的都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要斗私批修”、“兴无灭资”、“批陈整-风”这样的口号，很多带着红袖章的红卫兵。

在小山村风风雨雨数百年的山神庙被推了，村民砸了山神像，推到了庙里石碑，一把火烧了香火旺盛的山神庙。

秀梅看到了，回到家秀梅抱着麦子又哭又笑，麦子很害怕，他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会这样。

他不懂，秀梅生下来就被村里人说，是山神给她的惩罚，如今山神没有了，她脊背上的枷锁没有了，山神是假的，村民一张嘴山神就不作数了，她这么些年受的苦，谁来承担？

山神庙被砸似乎是一切的，麦子觉得村里的人都疯了，学校里教麦子的老先生挂上“臭老九”的牌子被拉出去批-斗，他们砸了老师的家，村长让老师跪下当着全村人的面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并让他指出来同伙。

麦子吓得在秀梅怀里瑟瑟发抖，因为前一天老师还夸他功课有进步。

学校里不再上课，小村庄唯一的老师被斗倒了，老先生借给麦子的书，秀梅全烧了，并且不让麦子和老先生家来往，麦子不理解为什么妈妈要烧他的书，他觉得老师是好人，他又哭又闹，跑了出去。

麦子没想到，等他回来的时候，自己家已经被砸了，哑母秀梅也不在家中。

麦子疯狂地找妈妈，在村口，批-斗老先生的台子上，他看到跪在地上的母亲，他们说自己的母亲和“资产阶级的走狗搞破鞋”。

自己的母亲跪在地上，砖头拴在母亲的脖子上，母亲像狗一样匍匐在地上，头耷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