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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中国人的主要道德观

－－《南渡龙蛇录》代序

唐宋是中国历史上汉文化中最引以为自豪的二个朝代，从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开端的秦汉，海外华人每被目以“唐人”或者干脆以唐人自居，便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虽然史学界也有“唐乌龟，宋鼻涕”的说法，但这种片面的、偏激的甚至是自虐式的说法并不能代表学界的主流，从而抹煞这二个朝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和无可替代的地位。

唐朝的历史，与本书并无多大的联系，在这里不作评述。有宋一代，也分为北宋和南宋二段，本书主要背景是南宋初年，从绍兴十一年（西历1142年）岳飞遇害始，至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西历1161年）终，大约二十年间的江湖佚事。

说实话，除了小学中学大学里为了作业或者应试而作的命题式、填鸭式的文字之外，以前从来没有写过文学类的东西，不要说长篇，连短篇（俗称“豆腐干”）也没有过。大学里倒是有过构思和尝试，但终于没有写成。工作后十余年间，时间精力也大多化在了为谋生而作的奔波上，对于写作，连念头都没有动过，更惶论动笔。

最近几年，生活渐渐安顿下来，脑子里想写一点东西的想法也便渐渐苏醒和复活过来。当然，我动笔目的倒并不是要学习前人的所谓“三不朽”，也即“立德立功立言”。自古以来，能“立德”的，都是开创宗教的大圣人，如释迦、耶稣和默罕默德、孔丘等。能立功的，都是肇基立业的大英雄，帝王者如秦始皇、汉武帝、明太祖等、将相如姜子牙、孙武子、卫青、霍光等。能立言的，都是思想深邃的大贤哲，如春秋时的百家诸子、汉代董仲舒、宋明时的程朱王、清代的曾胡等。

写作在于我，一来是为了怡情消谴。我没有别的爱好，麻将二十年前打过几次，后来便不摸了。电脑游戏玩过，但老是过不了关，打不过boss，也没信心玩了。如果硬要说爱好，有时偶尔在网上下几局围棋，但水平也是不高。所以写作也算是一种可以表达思想的消谴吧；二来是圆自已一个武侠梦。通过武侠来表达自已对于人生和世界的一些管蠡陋见，从这个意义上说，武侠只是起了一个媒的作用。

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仁和义无疑是占有最主要的地位的。传统武侠小说的发轫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草根阶层对仁义的理解和追求。

纵观历史，仁义的起源可谓久矣。从《孙子》中的“智信仁勇严”到孔子的“仁者爱人”，从管子的“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义”是四维中的一维）到孟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无不说明了这一点。一般来说，统冶者“居庙堂之高”，强调的是“仁”，而民间“处江湖之远”更在乎的是“义”；在统治者内部，文臣强调的是“仁”，武将强调的是“义”。

其实，在古代，虽然也将“仁义”作为美德，但其在道德中的地位并不显要，《孙子》中说的为将者要“智信仁勇严”，智，也就是谋略是放在第一位的，义甚至没有提到。宋代以后，“仁”成为君相文人的最高理想和最高荣誉，同样，“义”也成为武人的最高理想和最高荣誉。无论是谁，凡是被认为能做到“仁”和“义”的，后人便将他们推到道德的至高点；反之，做不到或者说是不仁不义的，便会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大到改朝换代、抵御外侮，小到江湖仇杀、个人恩怨，为了做到“仁义”而勇于任事和担当甚而牺牲生命的，被称为“成仁”和“就义”。上对下要仁政，下对上要忠义。其实，这是中国人的聪明之处。中国人对于个人品德的要求其实是并不高的，一个人只要在大是大非有关的问题上做对了，他的个人品德（例如：吃喝嫖赌）的毛病便会被大众忽略。相反，一个人的个人道德学问再大，如果在气节上有亏，不仁或者不义，则他的一切成就会被忽略。为什么呢？因为个人道德再不好，损害的只是个别人，而气节上的失败，会连累到一大批人，甚至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看一下中国的二十四史，文天祥、陆秀夫、史可法们，他们的学问未必比得上秦桧、严嵩。而其身后之名却相差这么多。岳飞、张世杰的战功未必及得了石敬瑭、洪承畴，但千数年来，前者号为忠烈，后者称为汉奸。而历代统治者，为了使臣子死心塌地忠于他们，对历史上的成仁就义的，无不多加颂扬，即使这些是当初是为了反抗他们而死的。远的不说，近代最典型的是康熙为史可法建忠烈祠、为陆秀夫祠题写“忠节不磨”；乾隆诏令修贰臣传。

虞允文是中国历史上不多的以书生统兵，且建功立业的例子。宋以来，历代史学界对他多加褒誉，我个人认为，并不是他位高权重爵禄，也不是他文武兼资的才能，甚至不是他临危受命的胆识。恰恰是他那一颗为国为民的仁义之心，他不是天生的军事家，只是在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场境，为了不使胡马渡江、不使生灵涂炭，义不容辞地担起本不是他一介书生所应担当的抗敌重任。我们记住他，并不是因为他在那场影响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战争中的成功和胜利，如果在采石之战中他失败了，他同样会彪炳史册，便如后来的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我们记住他，是因为他恪守了最重要的仁和义，并把这种精神力量，传递给每一个参战的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