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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一九一七年的北京大学，蔡元培刚主政不久，正在援引人才，各种改革措施纷纷出台，英美派和太炎门生的矛盾还不怎么彰显的话，经过五四运动，随着更多的英美留学生进入北大，这种矛盾，和由矛盾而引起的斗争，就一天甚似一天了。因为北大老人中，还有一部分是留学法国的，而这些留学法国的，和留学日本的，有着同一渊源（好些是先去日本后去法国），因此有些书上，将英美派与太炎门生的矛盾，扩大一点称作与法日派的矛盾。通俗一点，也可说是派与旧派。

  鲁迅一进入北大，以他的留学出身，师承，还有籍贯，很快便和太炎门生们打成一片。他本人就是太炎门生。对派人物取怎样一种态度，也就不难想见了。其时北大旧派的势力还是相当大的，只能说派对旧派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威胁，却不能说派主动对旧派施以攻击。至于旧派对派的攻击，周作人晚年谈到蔡元培时是这样说的：

  他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学校里边先有人表示不满，的一边还没有表示排斥旧的意思，旧的方面却先表示出来了。最初是造谣言，因为北大最初开讲元曲，便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提倡白话文的缘故，便说用金瓶梅当教科书了。其次是旧教员在教室中谩骂，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直言不讳。他骂一般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1dquo;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了一个绰号叫做&1dquo;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1dquo;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成为一个典故。（《知堂回想录》第523页）

  派对旧派心理上的威胁，最典型的例子该是刘半农的留法读博士了。周作人也有记述：

  现在要讲刘半农，这也与胡适之有关，因为他之成为法国博士，乃是胡适之所促成的。我们普通称胡适之为胡博士，也叫刘半农为刘博士，但是很有区别，刘的博士是被动的，多半含有同情和怜悯的性质。胡的博士却是能动的，纯粹是出于嘲讽的了。刘半农当初在上海卖文为活，写&1dquo;礼拜六派”的文章。但是响应了《青年》的号召，成为文学革命的战士，确有不可及的地方&he11ip;&he11ip;可是英美派的绅士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讽，使他不安于位，遂想往外国留学，民九乃以公费赴法国。留法六年，始获得博士学位，而这学位乃是国家授与的，与别国的由私立大学所授的不同，他屡自称国家博士，虽然有点可笑，但这是可以原谅的。（《知堂回想录》第358页）

  鲁迅的幸与不幸（2）

  这两则资料很有意味。周作人的书，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对胡适的态度不能不受时局的影响，他本人是太炎门生，下不会不有所倚侧。称刘半农为博士是同情和怜悯，称胡适是嘲讽，这心态先就不对。除去这两点，应当说所记基本是实情。至于说英美派绅士即胡适等人，看不起刘半农且明嘲暗讽，怕言重了。心里看不起，脸上或许会不屑，言语上怎样伤害，想来不会吧。他们的存在，他们与日俱隆的声誉，对刘半农这样没有留学经历，且与太炎门生们过从甚密的教授，无形间就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再就是，刘半农不前不后，恰于&1dquo;民九”即一九二o年赴法留学，也是很值得玩味的。五四运动的热闹劲儿过去了，要在北大这样的学术重镇生存，凭靠的不是一时的痛快，而是学术上的建树，这样的情势之下，刘半农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资历了。就是英美派绅士不明嘲暗讽，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本事吗？只能说刘半农是个有上进之心的人，是个能与时俱进的人。这一点，他比那些太炎门生们，要高明多了。这与他当时年龄不太大也有关系，刘半农当年不过二十九岁，与胡适同年出生。

  黄侃的心态就是鲁迅的心态，刘半农的处境就是鲁迅的处境，还没有进入北大，鲁迅的心态和处境，已大致确定了。这是我们事后的分析，当时鲁迅怕是懵然不知的。

  经过四个月的准备，一九二o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鲁迅高高兴兴地踏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堂，讲起他精心准备的中国小说史了。

  这就是鲁迅的不幸。没有赶上昔日的辉煌，却恰好承担了今天的艰窘。好在他是有大本事的，自负与才学让他一时还感受不到历史的冷落。已然掀起的文化运动，更让他兴奋不已，一展雄才，此其时矣。只有当豪华落尽之际，才会感到岁月的无情，人生流转的无奈。

  以上只是就北大的情形而言，若是放眼那个大的时代，对鲁迅的处境，就可以看得更清了。

  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

  这就要说到中国了。

  中国学术界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说什么都含含糊糊，似是而非。比如五四运动、五四文化运动、文化运动这些概念，就没有明确的定义，至少它们的异同，各自的起止时间，就没有准确的界定。还有的，一说就是二三十年代的文化运动，就更含糊了。我的看法是，五四运动包含着文化运动，文化运动又出了五四运动的时间，五四文化运动和文化运动应当是一个概念，只是说文化运动时省略了&1dquo;五四”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