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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第1页）

后妃

◇“文艺”女青年——唐后妃干政起源

后妃也是皇权政治下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历代政治生活中都扮演着特殊角色。后妃干政现象在中国封建社会层出不穷，不同时代显示出不同的风貌特征。在外戚专权中曾简单提到作为其助推器的后妃干政现象，根本原因是新继承者年纪尚小，需要作为“太后”的后妃协助，以保证皇室血脉和皇权的正常延续。

虽然自古至今后妃干政时有发生，但唐代的后妃干政较之前，在其本质上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新唐书》《旧唐书》两部著作中，先后提及记载了三十六位后妃，其中被废、被杀者共十三人，这十三人中九人被杀，仅四人得以保全性命。实际上整个唐朝被杀被废的后妃远不止此，被记入史册的后妃，不得善终的原因就是或多或少卷入了政治斗争。有的是自身政治欲望强烈的，积极投身到政治斗争中而惨败，有的是被迫卷入，还有的是无辜的政治斗争牺牲品。

自武则天开始，历经中宗韦后，至肃宗张后，其中还有公主，后宫女眷对于权力的干涉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为何唐朝后妃干政的力度如此之强、影响如此之广？对于此等皇权的偏房群体的崛起深度分析，我们似乎能够在几百年前看到似如当下社会的女子特色。

（一）社会的开放

《唐代妇女》作者高世瑜说：“三百年的大唐帝国正值辉煌的封建盛世，封建礼教对于妇女的束缚相对较轻。”

由于唐朝繁荣昌盛，统治者有着充分的自信，在各方面都实行着比较开明，甚至是开放的政策，这种开放的风气自然也涉及妇女生活。而且唐代又是一个汉族胡化、民族融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影响十分强烈，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力冲击了中原汉族的礼教观念。

正如朱熹所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成长生活的女子，养成了特立独行的行止风格、思想观念。

（二）各国文化的交流冲击

同时，唐朝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国家，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碰撞冲击，这样便更加助长了胡风的日渐盛行。这样的社会生活，让盛唐中人更加视野开阔，思想越发冲破牢笼。特别是周边许多少数民族国家，不管是鲜卑、突厥、党项，还是来朝的日本、东女等国都有女王、女官。加之李唐贵族女子大多有着胡人的血液，她们出自贵族之家，社会地位比较高。并且少数民族的女子身上都有着强悍、勇武、雄健的基因，崇尚的是北朝时期“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气魄，养成了骑马、放牧、驰骋大漠的潇洒气质。这些都对唐朝女子造成了巨大影响。

（三）女子自身的学识修养

这些被选入宫闱的女子大多数来自于世代为官或者富裕的家庭，她们入宫之前，从小便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即使部分女子儿时教育欠缺，入宫后也能够重新接受文化教育，学习当时最盛行、最繁荣的文史知识。比如最受李世民尊重的长孙皇后，就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历史称其“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又如太宗贤妃徐氏：

生五月能言，四岁通《论语》《诗》，八岁自晓属文。父孝德，尝试使拟《离骚》为《小山篇》曰：“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龄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孝德大惊，知不可掩，于是所论著遂盛传。太宗闻之，召为才人。手未尝废卷，而辞致赡蔚，文无淹思。帝益礼顾，擢孝德水部员外郎，惠再迁充容。

还有武则天：

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

杨贵妃则：

资质丰满，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

此等出身名门、国色天香又才华过人之女子，怎能不被唐朝的文艺青年皇帝们所挚爱？所以她们不但受宠至尊，还能凭着过人的聪明才干指点江山。

（四）地主经济的支持

唐朝初年，一般地主的经济实力蓬勃发展，但在政治上无权无地位，参与到朝政中的女子便利用到了庶族地主强烈的参政之心。后妃利用受宠，网罗了一大批庶族地主，他们一方面成了后妃的党羽，一方面也在经济上为这些后妃提供支持。研究唐代后妃与公主经济生活可知，这些女子在消费上除了日常的生活消费，还有部分是政治消费。

那么，当遇到圣明有为的皇帝时，这样有着较高文化素养的后妃便是一个好帮手、贤内助，便能够对国家治理起到积极的作用，如太宗时期的长孙皇后、贤妃徐氏；若是遇到皇帝懦弱昏庸，这些聪明有文化的后妃便会趁势而上，扰乱朝纲，如“武韦之乱”。

自汉朝到清朝，后妃干政并不是什么稀奇之事，只不过是朝廷权力争夺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汉朝的吕后干政开始，到唐朝出现的女皇帝，或者往后宋朝太后的“垂帘听政”，即便是在压抑之下，最终还是以合理的方式存在着。一方面是皇权允许她们存在，只要皇帝不停止“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这种模式，后妃们势必会因为家族利益的关系打通渠道，嗅到皇权的味道而做出出格的事情。历代干预朝政的后妃无非位及巅峰，要么是皇后，要么是贵妃，其余的小喽啰还真没这个本事。

而她们对朝政的干预无非也不过两种：一种是皇帝圣明，后妃自身的修养也高，这种算得上是相得益彰，举案齐眉之际能对国家起着积极的作用，如长孙皇后、徐贤妃等；当然有好就有坏，如果凡事运用四象限法则来划分，前者属于特别优良的界限，对比起来，最差的情况则是皇帝昏庸，懦弱无能，后妃的修养差，那么对于国家则是十分消极，这种才算得上儒家一直认定的观点“红颜祸水”。

唐朝的后妃干政，在时间划分上有极大的讲究，唐中叶之前的后妃干政对于唐朝政权确实在一定层面上起着作用。但是自唐中叶之后，由于朝政乱套，宦官群体加入权力斗争，藩镇割据，还有朋党之争，种种乱象把后妃干政排除到了主要博弈群体之外。简而言之，即便此时后妃想加入，也不过是充当打酱油的角色。在玄宗以前，以武则天为代表的几个女人，的确掀起了一场波澜，浪花打得再高，其实也算是为李氏王朝效力，并没有引起政权的频繁更迭，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其他权力角逐者有一定的压制作用。但是自唐玄宗以后，后妃自身素质相对较差，也无力控制朝政，此时只得拉入新的助手以博弈求取胜利，从而再次助长了宦官的势力，也进一步加速了王朝的毁灭。

◇贞观之魂——长孙皇后

上一章说到唐朝开放风气下走入宫闱的女子们，遇到圣明的皇帝之时，较高文化修养的后妃便是皇帝的贤内助。

《贞观政要·论政体》记载：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

根据唐太宗继位之前和继位之后的风气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唐初贞观年间，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欣欣向荣。如此清明的政治风貌，人们无不赞扬唐太宗的历史功绩。但是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搞事”的女人，这个助太宗创造辉煌的贤妻良佐就是长孙皇后。

初结良缘武德斡旋

长孙皇后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出生，出自名门之后。长孙氏的父亲长孙晟是右骁卫将军，母亲高氏是北齐乐安王高劢之女。长孙皇后是长孙晟的幼女，她的伯父长孙炽十分欣赏当时唐国公李渊睿智大气的妻子窦氏，因为窦氏年幼时曾劝说舅父周武帝宇文邕为了北周大局优待突厥皇后。长孙炽认为窦氏这样一个有见识且优秀的女子必然也会教出出色的子女，因此劝说长孙晟为年幼的长孙氏与唐国公家结下姻亲。

一个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法则”，且能观古善恶以自鉴的女子，一个是聪明骁勇、识务过人的男子，此乃良配。

然而，在婚约定下后不久，长孙晟于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去世了，随后长孙兄妹与母亲被同父异母的兄弟斥还舅家。长孙氏的哥哥长孙无忌和李世民是少时好友，舅舅高士廉见李世民非常人可比，又知晓长孙氏幼年时的婚约，便在长孙氏父丧期满后，就开始促成此事，将长孙氏许配给李世民。

于是在大业九年，十三岁的长孙氏便在这豆蔻之年与时年十六岁的李世民完婚，从此开始了与李世民互爱互信、相知相伴的一生。

隋末暴政，民怨沸腾，各地反隋势力纷纷揭竿而起，群雄纷争。

大业十三年五月，李家举义旗而起义，很快异军突起，一路过关斩将，于同年十一月入主长安，先奉代王杨侑为隋帝，改当年年号为义宁。同月二十二日李世民被封为秦国公，次年三月初九，又改封赵国公。因此长孙氏随丈夫李世民先后为秦国夫人和赵国夫人。

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五月二十日李渊受禅登基为帝，国号唐，改元武德。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杀死太子和齐王。不久，唐高宗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长孙氏亦随之受册为太子妃。同年八月，李世民即皇位，长孙氏被立为皇后。

顾全大局拾遗补阙

在说长孙皇后对朝政的影响之前，我们还是需要讲一讲她本身所具有的美德，毕竟前面讲到后妃在影响皇权的“四象限法则”中，是积极还是消极，后妃自身的素质影响颇深。

比如说，历史记载中说长孙皇后生性简约，不喜欢浪费，所需的东西够用就可以。而且对皇子要求也很严格，她经常训诫诸位皇子，要求他们以谦恭节俭为先，即便对自己的亲生子女也不例外。

太子乳母遂安夫人以总管东宫的日常用度为契机，以觉得东宫之内器物还不够为借口，屡次在长孙皇后面前要求增加费用。长孙皇后虽然爱护儿子，但并不想助长东宫的奢侈之风。她对遂安夫人说：“身为储君，所患者德不立而名不扬，何患器物之短缺与用度之不足啊！”驳回了遂安夫人的请求，贞观的风气从此处也有所体现。

史料记载唐太宗和她谈及朝廷上赏罚大事，每一次她都推辞说：“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豫闻政事？”

太宗一再追问的情况下，她就干脆正襟危坐，一言不语。

贞观七年，长乐公主下嫁其舅长孙无忌之子长孙冲。太宗因为公主是长孙皇后而出，特别宠爱，命令备置长公主出嫁嫁妆的两倍给长乐公主。按照唐朝的制度，皇帝的姐姐长公主和皇帝女儿公主按照官爵都是视一品，因此魏徵劝谏说道：

“昔汉明帝时，将封皇子，帝曰：‘朕子安得同于先帝子乎！’然谓长主者，良以尊于公主也，情虽有差，义无等别。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主，理恐不可，愿陛下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