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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公言报》（社论）1919年6月27、28日，转引自邓野《王揖唐的“社会主义”演说和“问题与主义”论战的缘起》，《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第255—256页；关于安福系与孙中山的接近和基本接受“孙文学说”，参见李林《还“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本来面目》，《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8期。

  [2o]胡适：《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胡适文存》卷二，第15o页。

  [21]胡适日记，1921年5月19日、1914年9月13日、1915年2月22日。

  [22]《胡适文存》卷二，第147—198页；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41—43页。

  [23]余英时：《激进与保守》，第191—192页。

  [24]贾祖麟：《胡适》，第294—295页。贾书最后一章两个中译本都欠佳，有条件的读者最好看原著。

  [25]《胡适文存》卷四，第14页。

  [26]陈炯明：《中国统一刍议》，自刊本，1928；周德之：《为迷信“主义”者进一言》，《晨报副刊》1926年11月4日，第1页。

  [27]马君武：《读书与救国》，《晨报副刊》1926年11月2o日，第1页。

  [28]《胡适致郭廷以》（196o年1月），引自《年谱长编》第2册，第5o8页。

  [29]两文分别刊于《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28页a-i；三集卷九，第1159—117o页。以下不再注出。

  [3o]胡适日记，1921年5月9、7日。

  [31]胡适日记，1921年7月3日、1922年5月19日。

  [32]《与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o月9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43页。

  [33]参见张汝伦等《人文精神寻思录》，《读书》1994年3月号，第3—13页；葛佳渊、罗厚立《谁的人文精神？》，《读书》1994年8月号，第58—64页。

  [34]胡适日记，1915年3月22日；《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1925年），《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166—117o页。

  [35]胡适日记，1921年6月25日。

  [36]胡适日记，1922年4月7日、1921年5月13日。

  [37]胡适日记，1921年9月21日、1922年5月23日。

  [38]《谈话录》，第44、47页。

  [39]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号，1935年3月17日。

  [4o]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19页。

  [41]鲁迅：《论辩的魂灵》，《鲁迅全集》第3卷，第29页；唐德刚：《胡适杂忆》，第37页。

  [42]《恽代英致胡适》（约1919年8月21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6册，第531—532页。（关于此信的日期，恽代英日记1919年8月21日记其“写致适之先生信”；次日记其“写致东荪先生信，与昨致适之先生信，皆我联络善势力，以得正当助力之企谋”；同年9月8日写给王光祈的信中，一个重点内容仍是好人应养成善势力以扑灭恶势力，与致胡适信内容甚接近，似可暂时将此信系于此日，参见《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第6o9—61o、621—625页）类似的观点恽代英至少持续到1923年末。参见代英《怎样才是好人》，《中国青年》第1期，1923年1o月2o日，人民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第3—6页。

  [43]胡适日记，1921年6月18日、8月5日。按胡适的好政府主义更多是反对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针对“坏政府”，这一点非常重要。胡适主要针对的乃是在北大有重要影响的李石曾等无政府主义者，这是他们稍后反胡适的重要原因。

  [44]胡适日记，1922年4月22日；《年谱》，第95页。

  [45]胡适日记，1922年4月22日。

  [46]胡适日记，1922年4月27日。

  [47]胡适日记，1922年5月9、14、7日。

  [48]胡适日记，1922年5月11、12日。

  [49]《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27—33页。

  [5o]这些反应的文章收在《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35—9o页；胡适日记，1922年5月25日。

  [51]胡适日记，1922年5月28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39页。

  [52]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日记，1922年5月14、21、27、3o日。

  [53]《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1922年5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68页。关于士大夫一身兼二任，参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的《黄梨洲论学生运动》（1921年5月）。

  [54]胡适日记，1921年6月27日。

  [55]关于胡适向王内提建议而很少被接受，参见胡适1922年8—11月的日记；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1922年9月），《与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o月9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o9—128、143页。

  [56]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与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o月9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2—94、1oo、143页。

  [57]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日记，1922年2月7日。

  第九章落伍？暴得大名之后的反思

  胡适在192o年前后那段时间的议政，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训。他现：“现在最时髦的是攻击人。凡是攻击，都是然的。我们攻击人，从来没有受人‘怀疑’过。我们偶然表示赞成某人，或替某人说一句公道话，就要引起旁人的‘怀疑’了。”胡适这里的“偶然”用得很精确，文化诸人那时对中国的各方面确实都是攻击多而赞成少。攻击人就始终受欢迎，只不过“偶然”不攻击，马上就不受欢迎，这最能体现中国的激进化。胡适“因此得一个教训：大凡政论者所应取之态度，只可骂人，切不可赞成人”。[1]他这句虽然是说的反话，但有此认知，难保不在潜意识中形成一种“自我禁抑”（se1f-netsorship），不知不觉中说话就会小心许多，很可能仍会攻击更多而赞成更少。故即使有心不激进的人，也可能在激进大潮的冲击下无意中仍激进。反过来，在意识的层面，胡适一直向往特立独行的风貌，此时再坚持而说“赞成”的话或做“赞成”的事，恐怕就只有“落伍”。而胡适又是要不时“率性”的，所以他真可以说是不得不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