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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就是在1922年写《国际的中国》的。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强调民国以来，列强对中国的态度有明显的改变。列强在清末还想征服统治中国，但日本势力在远东的一再扩充和中国民族的一步步自觉使远东局面大变，不仅“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而且“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所以中国人可以不必担心列强的侵略，而“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如果做到这一步，工商业可自由展，外国投资者有了保障，也就没有理由再在中国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了。反之，如果国内政局纷乱，连中国人自己都还想寻求租界等外国在华势力的保护，列强自然也不会放弃其权益。一句话，“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胡适的这些意见本身都不算错。可是他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因素，那就是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故即使是纯粹内部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的努力，只要含有对既存权势结构的挑战之意，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胡适自己后来就现，连谈“全国会议、息兵、宪法”这类具体的“问题”，都“势必引起外人的误解”，[32]可见“外人”在中国涉足有多深，管得有多宽。当时国民党、共产党和青年党的纲领中都强调反帝，坚持收回在不平等条约中丧失的国权，正是直接针对中国这个现代政治语境而言。而且，既然胡适也认识到中国民族自觉意识的高涨，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御外”型的民族主义对身处国内权势争斗中的任何政党来说，恐怕都既是目标也是手段，实不可能放弃。

  同样，胡适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注意到，一次大战期间由于列强忙于彼此的争夺而暂时放松对中国的控制时，中国人自办的工商业就有很大的展。这就表明外国在华势力是对中国工商业展的一个直接压制，不平等条约的不平等先就在于中国工商业者不能在平等的条件下与其外国同业竞争。列强中的大部分的确希望中国安定（日本显然除外，而这一例外本身又极为重要），但涉及具体的经济利益时，任何列强都决不会轻易放弃对其有利的条约权利。而且这里的有利包括实际有利和以为有利（imaginaryadvantages），后来大量史实证明，即使是那些早就对外国在华利益不起实际保护作用的条款，列强也不轻言放弃。这个问题当然不能在这里展开论证了。

  从广义的权势观看，清季以来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读书人心目中的确立也是中国权势结构中外国在华势力的一个既定组成部分。这一文化权势虽然不如不平等条约那样明显，但以对中国人思想的展演变而言，其影响的深远恐怕还在不平等条约之上。君不见在不平等条约已经废除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有些人在讲到中国的人文传统时，所说的仍然几乎全是西洋的东西，就可见此影响有多么深远了。[33]所以，当时的人反帝包括反“文化侵略”是顺理成章的。

  胡适自己虽然曾公开不同意反对“文化侵略”，其实他至少在无意识中对此极为重视。他对西方“文化侵略”的急先锋传教士和传教事业（这是从功能看，绝大部分传教士本身确有“征服”的愿望而决无“侵略”的动机），除了留学时加入基督教那一段不长的时间，一生都坚持批判之。1915年还在美国时，胡适即指出在华传教士可做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展教徒，二是传播基督教的理念，三是做实际的社会服务工作。他以为，越后面的越重要。胡适对传教士的要求有时已到不近情理的程度。他要传教士多做社会服务工作而基本放弃在中国展基督徒，因为“这不是中国需要的”。其实传教士本非中国人所请去，他们当然也不会根据中国的需要来安排传教事业。但胡适在1925年仍对教会学校的教职员坚持这一观点，并指出：“我也知道，劝教会学校抛弃传教的目的，比劝张作霖、吴佩孚裁兵还要难得多。”明知不受欢迎，他仍宁愿做这种专说反话的“魔鬼的辩护士”（advocatusdiabo1i）。[34]可见胡适内心深处对传教事业抵拒之深。

  胡适对传教士提出这样的要求正与他要求中国人不反帝的做法相同，他先考虑的是“应该”如何，然后才问实际上是否行得通。其实胡适并不是不了解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认识到这一民众情绪的力量。他在1921年6月曾作文批评英国人斯科特博士（dr.scott）提出的英国退还庚款计划，在结论部分提醒英国人说：“特别在今日中国，吾人切勿低估民族主义敏感性这一不幸因素。”其用词虽不免带有负面的色彩，但对洋人这样提醒，是语含威慑之意的。胡适反对斯氏计划的根本考虑，就因为在英国人看来，这计划“或以为太见好于中国人，而中国人则以为太多英国的干涉”。[35]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情形。双方的认知和立场相去太远，胡适在两方面都做“魔鬼的辩护士”的苦心，也无非是尽他国士之责，希望多少能弥合或缩小双方的距离而已。

  尽管胡适一直私下或公开地攻击在华传教事业，教会方面却知道胡适的影响力，仍尽力拉拢之。1922年4月，北京的青年会请胡适去主持传教士穆德的演说。胡以为彼等明知其为无神论者而仍邀请之，感觉“有些基督教徒真可恶”，于是正式写信重申其立场，信中并明言反对基督教诱人入教之举，因为他自己就认为当年在美国一度入教是上了这种当。胡适平日结交西人，也很注重其对传教事业的态度。当时任溥仪家庭教师的英国人庄士敦是民初提倡保全中国固有文化最力的外国人之一，胡适本是最反对外国人这种做法的，但对庄士敦却例外。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最恨传教士。他著的书之中，有两种是批评在中国的传教运动的”。[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