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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胡适与其朋友就文学革命的辩论内容，几乎每一本有关胡适的书都所述甚详。[15]本书就不必重复了。主要的分歧，就在于胡适认为可以用作文的方法做诗；因古文已成“死文字”，故可以用白话入诗，进而到完全用白话做诗。双方辩论不休，“愈辩则牵涉愈多。我的朋友们愈辩愈保守；我也就愈辩愈激进了”。可知辩论双方，可能都有为取胜而强化立场的倾向。如胡适最强硬的对手、因辩论而几至绝交的梅光迪所说：足下“自居宗师，不容他人有置喙之余地矣。夫人之好胜，谁不如足下？足下以强硬来，弟自当以强硬往。处今日‘天演’之世，理固宜然”。不过，大体是胡适“激进化”的程度过他的朋友们“保守化”的程度。实际上，梅氏就并不反对文学革命，他自己在这封信中就也提出四项大纲作为他的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16]

  胡适在送梅光迪往哈佛的诗中，有广为引用的几句：“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棰。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世纪。”这里胡适第一次点出了“文学革命”四字。但胡适这里要“鞭笞驱除”的鬼是中国的鬼，可是任鸿隽戏和其诗，挖苦胡适的“文学革命”不过就是将外国人名音译入诗；并将这些音译字集在一起，也说是“鞭笞一车鬼”，但特别注明此鬼乃“洋鬼子之鬼”，意思遂一大转。胡适似乎并未读出他和任鸿隽两人取向的差异，这是他将要走上反传统路径的先声，只是还没有到“有意”的层面。但胡适知道任是在挖苦他。他虽强作不知其究竟是“知我乎？罪我乎？”终于还是觉得要讲清楚，所以在和诗中一面提出“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一面希望大家“愿共努力莫相笑”。[17]

  此后，胡适在颇感“孤独”的心境下，努力以“作诗如作文”的方式创作白话诗，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他的“诗国革命”。他先定下了《尝试集》的题目，然后进行他的尝试，可知也还有相当的自信。胡适本自认是留美学生中做诗的第一把手，也常有同学称赞他，如留学生张子高就说胡适的诗文足以当“雅洁”二字。胡适自己则说“吾诗清顺达意而已”。此话看来颇为谦虚，但如果对比前引胡适所说清楚明白就是有力量，有力量才是美的观念，这已是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了。他在1916年初总结自己去国以来的成绩，觉得散文虽“有退无进”，韵文则“颇有进境”。这大约是他后来把作文的头把交椅让给了任鸿隽的原因。胡适到晚年看法依旧，认为他留学时的“文不如诗，诗已有了家数，能够达意，不用典了”。[18]

  以今日对诗的看法而论，胡适以作文之法做诗这个“尝试”，并不十分成功。曾受胡适攻击的南社诗人柳亚子就说胡适“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柳或不免有反唇相讥之意，但诗与文如果全无区别，则何必写诗？一般而言，诗在宣泄感情上的功能似大与其表述观念的功能，而胡适做诗恰好反是。周策纵先生说，胡适的“个性太冷静、太‘世故’了……所以他的诗、文，都有点冷清感，与梁任公常带感情的端大不相同”。比如，胡适哭亡女的诗就“写得太做作，太轻浮，太不能动人感情了”。又如，“丁文江和徐志摩都可算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哭悼他们的诗，也都没有热情流露感人之处。”特别是写徐志摩那，“太做作而不自然，而且不够深沉厚重”。更要紧的是，胡适写诗，“多是在宣言，有所为而作，有意见要表，就是有一message。而不是由情感冲激而成，也就不能以情移人”。[19]周先生的见解是有见地的，我们后面可以看到，当胡适的诗确由“情感冲激而成”时，也是相当能“以情移人”的。

  1936年，胡适在为他的留学日记出版所写的“自序”中说，他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并指出《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此事的需要特别说明及最后这一点“证据”的提供，恰说明连在他自己心中，这也并不十分肯定。但这段话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认识胡适的尝试诗的路径，他实际是在把诗的形式的革作为主要的目标。这仍是他几十年一贯的“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同一取向。胡适不但写诗是在宣言，他的“怎样写”也是在宣言，后者恐怕还是他想要的更重要的宣言。

  所以，我们不能据今日的后见之明来观察胡适的白话诗，也不宜据我们自己或别的什么人所持的标准来评判《尝试集》。问题在于，从宣言的角度看，胡适是否获得了成功？梁启在读过《尝试集》后，曾写信给胡适，说他“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梁是老辈，但也是最趋者，善于领会时代气息；同时，他在旧诗上与胡适一样曾得力于晚清桐城文人。梁似乎读出了胡适要的宣言，因为他在表彰之余，实际上对胡适诗的形式提出了批评，委婉指出胡适在诗最重要的“音节”方面，功夫太差。[2o]虽然其所见是在负的一面，梁既然看到的是诗的“形式”，仍可以算是胡适的知音。可知胡的宣言没有白。而且，以梁的身份，在颇有保留的情形下仍要叫好，则《尝试集》在出版当时便有相当的“征服力”，也是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