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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第2页）

鼠迹印尘盈故榻，燕巢经雨落空梁。

紫云歌断人千古，金谷花残梦一场。

世事兴衰总如此，啼鸦不必怨斜阳。

——于谦《叹贾平章废宅》

于谦遇害从始至终都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清算结束了，清算造成的影响却还在继续。于谦死后，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和内阁大学士高穀深觉有愧于于谦，三人一齐向明英宗朱祁镇请求致仕。

高穀字世用，扬州兴化人。永乐十三年（1415年）进士，选庶吉士，授中书舍人。明仁宗即位后，改春坊司直郎，寻迁翰林侍讲。明英宗即位，开经筵，杨士奇荐高穀及苗衷、马愉、曹鼐四人侍讲读。正统十年（1445年）由侍讲学士进工部右侍郎，入内阁典机务。

明英宗朱祁镇从胡地归国时，千户龚遂荣认为明景帝迎接太上皇的礼仪太薄，特意投书高穀，援引唐肃宗迎太上皇唐玄宗的故事。高穀将投信藏在衣袖中，带入朝中，拿给群臣看，称：“武夫尚知礼，况儒臣乎！”但后来明景帝还是只用一轿二马将兄长迎回了南内。

王、胡、高三人都是几朝老臣，他们的主动致仕对明英宗触动颇大。朱祁镇复辟前，内阁有五名大学士，王文被杀，陈循被贬，萧镃、商辂都被削职为民，内阁只剩下高穀一人。所以朱祁镇很快批准了王直和胡濙告老还乡，但对高穀却颇为留恋，极力挽留。只是高穀去意已决，朱祁镇也无可奈何。

高穀离开朝廷后，闭门谢绝宾客，“有问景泰、天顺间事，辄不应”，显然对朝政之事忌讳极深，朝廷的薄情寡恩，无疑已经令士人心寒。

王直在宣德、正统年间名气颇大，却因同乡杨士奇的抑制，一直未能入阁。作为名望尊崇的资深老臣，始终未能入内阁为大学士，等于没有抵达人臣之巅峰，王直心中是有怨气的。但在夺门之变致仕后，他回到家乡，与下人们一起种地栽树，还感叹道：“曩者西杨抑我，令不得共事。然使我在阁，今上复辟，当不免辽阳之行，安得与汝曹为乐哉！”

意思是感谢当年杨士奇的压制，否则真的当了内阁大学士，还不一定能躲得过夺门之祸。足见夺门之变后的清算对朝野上下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恐惧，且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消散。这也是为什么于谦之死在后世引起诸多讨论的根本原因。

而于谦，在活着的时候便已经表现出对朝廷政治的畏缩与恐惧。政治的大背景与复杂的个人心理交织在一起，给其晚年生活涂上了一层灰暗冷漠的色彩。他在明景帝改立太子等一系列事件上所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及沉默寡言，无一不充分表明这一点。

于谦之死，亦成为明英宗朱祁镇心中一直不能解开的一个心结，虽然他碍于皇帝尊严口中不说，但一些事情却能表明他其实对于谦的人品和功劳相当认同。于谦死后，陈汝言继为兵部尚书，不到一年，便因事获罪，结果抄家时抄出了赃款巨万。朱祁镇下令将这些赃款摆在大内廊庑之下，召集众臣观看，还感叹道：“于谦在景泰朝深受重用，死的时候却家贫如洗。陈汝言当兵部尚书不到一年，就有如此多财富，贪的也太多了吧！”

同样是兵部尚书，于谦掌权时间很长，却是“家无余物”，陈汝言掌权时间极短，反而“赃私藉甚”。朱祁镇对杀于谦的懊悔之情也由此可见。

于谦死了以后，蒙古又开始屡屡骚扰明朝北方边境，朱祁镇忧心不已，经常长吁短叹。恭顺侯吴瑾有一天看见，趁机在旁进言道：“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

朱祁镇听了，默然无语。此时他内心深处，想必也是波澜起伏，心意难平。皇帝并非不死之躯，亦有七情六欲。对于朱祁镇而言，过去恍如一场梦境——

宣宗皇帝在立他为太子时目光流露出来的慈爱和期望，先生王振滔滔不绝的教诲与情逾父子的感情；土木堡血肉横飞的厮杀场面；大漠凛冽的寒风，一望无际的衰草；患难与共的袁彬和哈铭，闭城不纳的明军将领；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豪言壮语，南内冷宫的凄凉与寂寞……

这一切的一切，只给朱祁镇带来更深重的危机感。而今虽然皇位在手，未来却依旧是一片苍茫。也许，担心于谦帮助明景帝复辟，这才是明英宗要杀于谦的真正理由。明人程敏政[1]讲得非常直率：“故窃以为肃愍公之死虽出于石亨，而主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不诬也。首罪之祸，则通于天矣。”

“肃愍公”是于谦后来的谥号。程敏政认为，真正要杀于谦的其实是明英宗本人，而不是所谓的徐有贞、石亨等进谗构陷。正因为如此，后来诬陷于谦的徐有贞和石亨或败或死，明英宗却始终没有给于谦平反。

除了于谦、王文之外，明景帝亲信宦官舒良、王诚、张永、王勤等人也被杀，内阁大学士陈循、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江渊被谪戍，内阁大学士萧镃、商辂被削职为民。

王文是明代第一位以二品入阁的大臣，他其实没有做什么遭明英宗衔恨的事，只是明景帝病重后，朝廷内外盛传内阁大学士王文与宦官王诚等人勾结，谋召襄王世子立为太子，几乎达到京城尽人皆知的地步。当时流言并未牵涉进兵部尚书于谦，但明英宗复辟后，谋立襄阳世子成为于谦的最主要罪状，既然于谦必须要死，所以王文已难逃厄运。

内阁大学士陈循，字德遵，号芳洲，泰和人，杨士奇及吏部尚书王直同乡。永乐十三年（1415年）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洪熙中，进侍讲，宣德中，迁侍讲学士。正统元年（1436年）充经筵官，进翰林学士。正统九年（1444年）入阁，参与机务，迁户部右侍郎兼学士。土木堡之变后，进户部尚书仍兼学士。景泰二年（1451年）二月进少保、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后累迁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

陈循曾建议徐有贞改名，夺门之变后，陈氏自以为曾经对徐有贞有恩，而徐氏是帮助英宗复辟的关键人物，在明英宗面前炙手可热，若是能出面帮他斡旋，也许只被免职而已。但徐有贞见利忘义，根本没有替陈循说一句好话。陈循因为是首辅，在明英宗之子朱见深被废太子位时，他没有据理力争，一直受到朝野上下的非议，所以明英宗清算时将他罪加一等。除了被贬充军到铁岭外，还受廷杖一百。

刑部尚书俞士悦，字士潮，长洲[2]人，与名匠蒯祥同乡。永乐十三年（1415年）进士，擢监察御史。正统中历官浙江参政，多次抗倭获捷，迁大理卿。土木堡之变后，以右副都御史留守京师，守德胜、安定二门。事平，迁刑部尚书。他是守卫京师的有功之臣，与于谦私交极好，也因此逃不过清算。

关于俞士悦，还有个著名的笑话。当时于谦为兵部尚书，古代雅称此官职为“大司马”；俞士悦为刑部尚书，雅称为“大司寇”。有一次，兵部和刑部的官员聚在一起聊天。刑部侍郎同兵部侍郎开玩笑说：“于公是大司马，您不就成了少司驴了吗？”兵部侍郎立即反唇相讥道：“俞公为大司寇，您就是少司贼了！”

工部尚书江渊，字时用，号定庵，别号竹溪退叟，重庆府江津县人。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他的经历也颇为传奇。土木堡之变后，北京城内一片惊慌，当时还叫徐珵的徐有贞倡议南迁，结果被宦官金英赶出了大殿。徐有贞狼狈不堪出来时，在左掖门刚好碰到江渊进来，便问发生了什么事。徐有贞道：“以我议南迁不合众意。”于是江渊进入大殿后，“极陈固守之策”。他的投机正合形势，立即获得升迁，由侍讲超擢为刑部右侍郎。瓦剌进攻北京时，江渊协助于谦等保卫了京师，后历任刑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太子太师、工部尚书等职。

景泰一朝，陈循、王文、高穀、萧镃、商辂五位内阁大学士并不和睦，陈循、王文尤为苛刻营私。而江渊好发议论，言语之间常常得罪同僚，所以“每为同官所抑”，在刑部任上时颇为失意。当时兵部尚书于谦因病告假，景帝朱祁钰下诏推选一名大臣协助处理兵部事务。江渊极想得到此职，于是到内阁活动。陈循等假意推选江渊，商辂起草完奏章后，将“石兵江工”四字给江渊看。江渊不解其意。不久诏令下达，调工部尚书石璞去兵部，以江渊代替石璞。江渊大为失望。

后明景帝朱祁钰想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但没有大臣首倡，一直不得其法。当时广西土官黄为了逃脱杀兄杀侄的死罪，得人指点，上奏请求改立太子，从而获得了朱祁钰的欢心，由此被赦免了死罪。当时有人传说，黄不过是广西的一个土官，怎么会懂得这些，一定是受了江渊的指点。甚至传闻黄的奏疏也是江渊代拟的。这流言如何而起，为何要针对江渊，最终有什么目的，一直没有人真正弄清楚。但这流言在京城广为传播，虽然无从证实，“人言籍籍，多信其说”，给江渊声誉名望带来很大的影响。

直到新科进士丘濬入翰林院后，仰慕江渊诗文才华，才挺身而出，道：“黄奏疏是否由江公代拟，很容易辨别，广西的纸与京师的纸不同。”于是将黄原奏取来一验，果然是广西纸，证明奏疏是黄自广西所上，这才得以还江渊清白。

但这件事并没有就此平息。明英宗复辟后，既然以谋立襄王世子的流言杀了于谦、王文，那么也可以因指点黄的谣言将江渊论罪，江渊遂被充军。

内阁大学士萧镃，字孟勤，同邑[3]人。宣德二年（1427年）进士。宣德八年（1433年），明宣宗朱瞻基命宰相杨溥合选三科进士，拔二十八人为庶吉士，萧镃名列第一。史称萧镃“学问该博，文章尔雅，然性猜忌，遇事多退避”。他曾接替李时勉为国子监祭酒，在士子中深孚众望。

土木堡之变后，明景帝朱祁钰即位，想废掉明英宗太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萧镃上书反对道：“无易树子，霸者所禁，矧天朝乎。”后来朱祁钰病重，大臣们又准备复立朱见深为太子，萧镃却认为：“既退，不可再也。”就因为这句话，明英宗复辟，萧镃也在被清算之列。

较之前四位内阁大学士有所不同的是，商辂未正式步入仕途前已是名震天下的“三元及第”者，是大明立国以来乡试、会试、殿试三元都是第一的唯一一人。商辂为人侃侃守义，宽厚有容，与群臣关系都不错。明英宗复位后，最先召内阁大学士高穀和商辂于便殿，温言安慰，命二人起草《复位诏》。显然，高穀和商辂势必继续得到重用，不在清算之列。

而商辂后来之所以被弹劾与王文朋比为奸、谋主襄王世子为太子，仅仅是因为他在夺门之变后，没有迎合徐有贞、石亨的意图。夺门之变后，徐有贞入阁，欲尽揽事权，于是帮助石亨剪除诸阁臣，排斥异己，安插亲信。商辂不肯附和，由此引起徐有贞不满，后来又因为起草赦文一事，进一步惹怒了权臣石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