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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第3页）

在李鸿过拿到试卷的那一刻，他的心就定下来了一半了——他的确没有记错，恩科的科举考试考的就是这个题目——论儒家和法家思想治国之利弊。

而且在和许老夫子请教问题的时候，他也特意问过这个类似的题目，而且这样的问题一点儿都不突兀，应为这样的问题很多前人都思考过，写过很过震烁古今的文章。

李鸿过对此当然有自己的理解，而且他听了许老夫子的见解，也听许老夫子分析过今年的举人试批卷主考官范洪成大人的喜好，甚至还亲自写过类似的文章给许老夫子修改，让许老夫子给他订正了很多错误。

当然，他自然不可能只准备这么一个题目和许老夫子讨论，他这个题目只是隐藏在他几百个题海里的沧海一粟，许老夫子都不知道能不能记得李鸿过对他问过这个问题，无他，李鸿过问的问题简直太多了，他如饥似渴地和许老夫子学习、讨论，许老夫子那几天说的话加起来估计比他平日里三个月说的话都要多！

因此，李鸿过胸有成竹地下笔，开始——打草稿！

毕竟在新皇帝手下做官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对于新皇的施政思想他还是有所把握的，既不偏向“礼”，拉大士大夫阶级和普通百姓的区别，奉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礼治观点，在在施政之中“一准乎礼”（即所有的法律都以礼教为基础）。也不偏向重刑主义，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对于有功和身份高的人犯罪，也会给予一定程度的优待，继续维护“士大夫”阶级的尊贵社会地位，并且依然注重礼法和乡规民约、宗族观念对平民们的影响，依然追求“无讼”为最高的境界。

新皇的施政方针带有一种“礼法结合”的味道，而且偏重于法治，限制士大夫的特权，降低士大夫和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同时又突出皇权，不断地进行中央集权。

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新皇必然要拉拢起李鸿过这一部分的寒门士子，所以这对于李鸿过来说是最好的时代！

李鸿过本人也是赞同礼法结合的，同样非常赞同新皇帝更偏重于法治的这种观点。但是现在不是殿试，不是皇帝亲自查阅他们的卷纸，所以李鸿过只敢展开到“礼法结合”这一步，不敢再往下阐述。

而这样的观点在大秦并不鲜见，中国人都有一种“中庸”的思想，看问题的时候喜欢辩证地看，既不太靠左，也不太靠右，很多人都喜欢走中间派，提观点也喜欢提“折中说”。

此番举人试的批卷主考官范洪成大人也是一个奉行中庸路线的人，所以在卷纸里面确立这样的观点无疑是很安全的。

可是参考的几百人里面少说也有五分之四会提出这样的折中观点，怎样才能在几百人之中脱颖而出呢？这个时候靠的就是写文章的水平了！

怎样在你的文章中旁征博引、化用典故，让你的文章看起来就有一股相当“高大上”的感觉，让人觉得写出这篇文章出来的你简直是学富五车、才华横溢是个大问题。

在举人试之中，重要的并不是你的观点，而是你阐述自己观点的方式！

在这一点上，很多年轻的士子怎么能比得上各位在写文章上浸淫了很多年的老士子呢？恐怕他们短短的求学经历只能让他们背出来那个典故、那段话，但是却不知道如何更好地化用，或者说——不能像老士子那样把文章写得花团锦簇！

因此，在举人试之中年轻士子很难出头，在他们写文章的时候，难免会有那种年轻人的锐气透过考卷喷薄而出，而那种气质为很多郡的主考官所不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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