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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节（第3页）

“削坟砖”一般都是屯子里的女人们来做，因为男人都觉得这活晦气，而且阴气太重，现在就把这活儿都安排给了我们，算是从轻处罚了，工作由支书的老婆四婶子来监督。

虽然从轻处罚，可我最反感这种缺乏创造性的工作，我们拿着恶臭的坟砖削了半天，腰酸手疼胳膊麻，于是我找个机会请四婶子吃了几块用“黄仙姑”换来的水果糖，把她哄得高高兴兴的，借机偷个懒，跟胖子抽支烟休息片刻。

我吐了个烟圈，这一天坟砖削的，头晕眼花，虽然还没到吃饭的时间，但肚子里已经开始敲鼓了，我忍不住问燕子：“燕子妹子晚上给咱们做什么好吃的？”

不等燕子回答，胖子就抢着说：“你们算是赶上了，今天我请客，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昨天屯子里有头病黑驴，我发扬大无畏精神，不怕担那卸磨杀驴的名声，帮忙宰了驴，所以支书把头蹄下水都分给我了，晚上让燕子给咱们炖锅驴蹄子吃，红烧也成，驴下水明早煮汤喝，至于驴头怎么吃我还没想好，你们说酱着吃成不成？”

燕子被我们连累得来削坟砖，本就憋了一肚子火，一直闷闷不乐，但这时听胖子说要吃驴蹄子，顿时乐得捂着肚子笑了起来，四婶子在旁听了也笑：“这胖子，黑驴蹄子是能随便吃的啊？就算是渴急了喝盐卤，饿急了吃五毒，那也不能吃黑驴蹄子啊，早年间挖坟掘墓的人才用驴蹄子，可别乱吃呀，那可是喂死人的东西，老吊爷才吃黑驴蹄子呢，阴曹地府里判官掌薄，牛头马面勾魂引鬼，九幽将军降尸灭煞，那九幽将军就是成了仙的黑驴精变的，早年间庙里的泥像都是驴头驴蹄子。”

我一听四婶子的话，立刻想起曾经听我祖父讲过，盗墓的摸金校尉用黑驴蹄子镇伏古墓中僵尸的故事，黑驴蹄子是摸金校尉不离身的法宝，跟她所言出入极大，但我绝对想不到这四婶子竟然还知道这些典故，连忙请教于她，请她给我们详细讲讲。

四婶子说：“啥是摸金校尉啊？整啥玩意儿的？那倒从来没听说过，只记得在解放前呐，山里的胡匪中有股绺子，这绺子中的人马全穿黑衣黑裤戴黑帽，扎着红腰带，踩着红袜套黑鞋，那身打扮那叫一个邪呼，这伙人专门在深山老林里挖坟掘墓，当时闹腾得凶极了，解放后跟衣冠道一类的教门都给镇压了，早年间凡是绺子都报字号，这绺子的字号我到现在还记得，好象叫啥……泥儿会。”

第十章来自草原的一封信

我从没听过“泥儿会”这种盗墓贼的传说，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听说，但是她提及的“衣观道”我和胖子倒略有耳闻，这道门里的人为了炼丹，专割男童生殖器做药引子，解放后就被镇压不复存在了，我听四婶子说得有板有眼，就知道她不是讲来作耍的。

这深山老林中放眼所见尽是寂寞的群山，有机会听老人们前三皇、后五帝地讲古，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一项重大娱乐活动，何况我和胖子等人在黄大仙庙中的地窨子里，还亲眼见过类似于“泥儿会”这一胡匪绺子装束打扮的尸首，更增添了几分好奇心，当下就央求四婶子详细讲讲“泥儿会”的事。

可四婶子对“泥儿会”的了解也并不多，她只捡她知道的给我们讲了一些，那都是解放前的旧事了，当时东北很乱，山里的胡匪多如牛毛，象“遮了天”之类的大绺子就不说了，还有许多胡匪都是散匪，仨一群俩一伙的打家截舍，还有绑快票的，就是专绑那些快过门，出嫁在即的大姑娘，因为绑了后不能过夜，一过夜婆家肯定就不应这门亲事了，所以肉票家属必须尽快凑钱当天赎人，故称“绑快票”，“泥儿会”当家的大柜以前就是这么个绑快票的散匪，不单如此，他还在道门里学过妖术，传说有遁地的本事，即使犯了案子，官面上也根本拿不住他，可能实际上只是做过“掘子军”一类的工兵，擅长挖掘地道，不过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外人根本不知道，都是乱猜的，后来他发现发掘古冢能发横财，于是就做起了折腾死人的买卖。

他挖的坟多了，名头也与日俱增，收了不少徒弟，形成了胡匪中的一股绺子，就开始报了字号，因为做的都挖土掏泥的勾当，他和他的徒弟们也大多是在河道中挖淤泥的穷泥娃子出身，干这行凭的是手艺，为图彩头，要突出一个“会”字，所以字号便报的是“泥儿会”。

“泥儿会”从清末兴起，名义上以师徒门户为体，实际上同胡匪绺子中“四粱八柱”的那种组织结构完全一样，一贯为非作歹，心狠手辣，别说死人了，就连不少山里的老百姓都被他们祸害过，但官府屡剿无功，几十年间着实盗了不少古墓，到后来更是明目张胆，因为老坟里边多有尸变，或者墓主身体中灌有水银防腐，他们为了取古尸口中所含珠玉，便从坟墓中以麻绳拖拽出墓主尸骸，把尸骨倒吊在歪脖树上流净水银，然后再动手掰嘴抠肠，有时候古墓离有人居住的屯子很近，照样明火执仗，或是光天化日地那么折腾，毫不避讳，干这行没有不发横财的，所以这帮人个个手中都有真家伙，根本也没人敢管他们。

他们挖开了坟墓把里面值钱的东西倒腾一空口，留下满目狼籍的破棺残尸，老百姓们看见后无不嗟叹，那些古尸也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死后让人这么折腾，这幅情形实在是残不忍睹。

“泥儿会”这股绺子，都是在以大小兴安岭的深山老林中出没，这山里面的三山五岭中，凡是有残碑封土能被找到的古墓坟茔，他们都要想方设法给挖开盗取冢内秘器，由于常年干这种买卖，做贼心虚，所以迷信的门道也就很多，他们穿成一身黑，是为了干活时减少活人身上的阳气，古墓都是久积阴晦之地，历来都很忌讳把活人的阳气留在里面，另外也都讲僻邪，帽刺、袜子、腰带都使大红的，全用猪血染过。

关于他们的事迹，现在还能说得上来的人已经不多了，毕竟那都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四婶子之所以知道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解放前，她亲哥哥曾被“泥儿会”的胡匪们抓去做苦力，在掏坟掘冢的时候筛过泥淘过土，最后好不容易死里逃生脱出匪巢，给她讲过一些在里面的经历。

据四婶子她哥回忆，“泥儿会”的匪首曾经带着全伙胡匪，在“团山子”一带挖了许多洞，最后从黄皮子坟后边挖出一座黄大仙的窨子庙来，他们想从庙中的暗道里找一件宝贝，结果惹恼了大仙爷，搭上好几条人命，不过“泥儿会”也不是吃素的，一计不成再施一计，结果还是让他们得了手，从庙下的暗道中，挖出一口描金嵌玉的箱子来。

“泥儿会”的胡匪们得手后，那些被抓来帮忙挖洞的山民，便都被拖到山沟里杀人灭口，四婶子她哥中了一枪，枪子儿在他身上打了个对穿，捡了条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回到屯子后枪伤就一直没能痊愈，加之又受了极大的惊吓，没撑几年，便一命呜呼了，至于“泥儿会”从黄大仙庙中掘出那口大箱子的下落，以及其中究竟装着什么宝贝，都没人知道了，而且从那以后，“泥儿会”也随即在深山老林中销声匿迹，再没人见过这股绺子了，肯定是遭了报应，都死无葬身之地了。

我和胖子听得全神贯注，黄大仙庙里究竟藏着什么东西，犯得上让“泥儿会”这么不惜血本地折腾？那口箱子又被他们弄到哪里去了？“泥儿会”那些胡匪最后的下场又是怎样？我们好奇心都很强，恨不得把这件事刨根问底，要不然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可四婶子也只知道这么多了，而且就连这点内容的真实性也无法保证，当年他哥中了枪爬回屯子，就剩下一口气了，说出来的话也都是颠三倒四，谁知道他说的靠不靠谱。

我见实在没什么可再打听的了，只好和胖子一起接着去削坟砖，那时候提倡移风易俗，平荒坟开良田，因为在许多边远地区火葬还不现实，仍然要实行土葬，但和旧社会也已大为不同，第一是薄葬，其次是深埋不坟，穴地二十尺下葬，不起封土坟丘，墓穴上面照样可以种植庄稼。

不过我们这的深山老林中，人烟稀少，也犯不上为坟地和庄稼地的面积发愁，只是平些荒坟古墓，用墓砖代替建筑材料而已，但这坟砖极不好削，这些青砖都被古墓中尸臭所侵，臭不可近，虽是年久，仍不消散，削割平整之后，还要用烧酒调和石灰才能除掉异味。

我又削了几块，闻了闻自己的手指，顿时熏得我直皱眉头，我捶了捶自己酸疼的脖子，望着屯子外沉默的群山，突然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失落，难道我这辈子都要呆在山里削坟砖看林场了吗？毛主席挥手改航向，百万学子换战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虽然这确实锻炼人，可毕竟和我的理想差距太大，当时还太过年轻，面对自己的前途心浮气燥，一想到一辈子窝在山沟里，不能参军打仗实现自己的抱负，内心深处立时产生阵阵恐慌，鼻子发酸，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胖子看我神色古怪，就问我想什么呢？怎么整天愁眉苦脸的？我叹了口气答道：“妈了个逼的，还不就是为亚、非、拉美各洲人民的解放事业发愁。”胖子劝我道：“别发愁了，人家亚、非、拉美各洲人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咱们是顾不上了，可能人家也用不着咱替他们操心，眼瞅着快下工了，晚上我请你们吃驴下水，到时候敞开了吃，拿他们东北话讲就是别外道，可劲儿造。”

我抹了抹淌下来的鼻涕，正要和胖子商量怎么收拾驴下水，这时候老支书回来了，他到大队去办事，顺便给知青们取回了几个邮包，这山里交通不便，我们来插队好几个月了，几乎都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头一次看见有邮包信件，如何不喜出望外，当下把一切事情都抛在了脑后，我和胖子最记挂的，当然是家里的情形，可支书翻了半天，告知没有我们的邮包，这都是另外几个知青的。

我虽然知道家里人现在都被隔离了，当然没机会寄来东西，但心里仍然很不是滋味，正要转身离去，老支书又把我们俩叫了回来，他手里举着一封信，说只有这封信是寄给你们俩的。

我和胖子微微一怔，赶紧冲过去把信抢了过来，心里还十分纳闷，怎么我们两个人一封信？燕子也十分好奇，凑过来跟我们一同看信，我按捺着激动的心情，迫不及待地看了看信封，信是我们老家军区传达室转寄来的，所以里面还有个信封才是原件，显然发信人并不知道我和胖子插队落户的地址，才把信寄到了军区，随后又被转寄过来。

我拆开信件，一个字一个字认真的读了起来，原来发信人是我和胖子在全国大串联的时候，在火车上结识的一位红卫兵战友丁思甜，她年纪和我们相仿，是文艺尖子，我们一见如故，曾结伴串联了大半个中国，在毛主席的故乡，我们每人抓了一把当地的泥土，整整一天一夜没有放手，结果后来手都肿了，在革命圣地延安，我们在窑洞里分吃过一块干粮，我们还在天安门接受了最高规格的检阅，串联结束分手的时候，我们互相留了通信地址，这事已经过去好一段时间了，万万没想到今时今日，会在山里收到她的来信。

丁思甜的父母都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丁家总共四个孩子，分别以“抗美援朝，忆苦思甜”为名，这也是当年给孩子取名的主流，她在给我们的信中提到：写给我最亲密的革命战友胡八一和王凯旋，自从咱们在伟大的首都北京分别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咱们一起大串联的日日夜夜，早就想给你们写信，可是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我想你们一定如愿以偿地入伍参军了吧，光荣地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革命战士也是我的梦想，希望你们能把穿上军装的照片寄给我，让我分享你们的喜悦……最后请不要忘记咱们之间的革命友谊，祝愿它比山高，比路远，万古常青，永不褪色。

从信中得知，想参军的丁思甜由于家庭成份等诸多原因，只好到内蒙克伦左旗插队，而且她显然是不知道，我和胖子的遭遇同她差不多，也没当上兵，被发到大兴安岭插队来了，读完了信，我和胖子半天都没说话，实在是没脸给丁思甜回信，又哪有穿军装的照片寄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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