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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到了如今的大宋，熙宁之前，与熙宁之后，又生了哪些重大的变故，这些变故对于风气的塑造，又生了哪些作用。

  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几次对外重大战争的失利。

  苏轼的文章里，也着重分析了民族风气对于对外战争的影响，以及对外战争，对于民族风气的反作用。

  毋庸置疑，两者都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促进。

  两个极端同时存在于大宋的民族风气上——自大与自卑，保守与务虚，怯懦与盲动。

  而两个极端体现在外交策略上，就是打也不行，和也不行；体现在国家政策上，就是激进也治不好，保守也治不好。

  要纠正这种状态，先就是要实现民族思想的转变——自尊，但是不骄狂；自信，但是不虚枉；自强，源于务实；自立，源于自强。

  民族，是由国人构成的，民族气质，则是国人气质构成的。

  简单举一个例子，那就是祖宗“以文制武”的国策，在一次次对外战争失利中，被彻底读歪了。

  正确的理解，祖宗的这句话，应该是指国家武备，军士训练，将领培养，迁转升降，都应有一套成熟有效的机制来管理约束。

  管理机制，就是“文”，军事力量，就是“武”。

  而不是简单地将“文”定义为文官，将“武”定义成武将，在国家内部人为地制造对立。

  晚唐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李林甫杨国忠之辈断绝了武将上进之道，让这套机制丧失了作用，这才导致藩镇跋扈，战乱蜂起。

  因与果，果与因，不能本末倒置。

  而到了大宋，军制的改革，仅仅只走完了第一步，就是开始将国家的军事力量，尝试纳入正常的管理体系，而不再采用军阀时期单纯的武将负责制。

  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但是却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对国家的军事力量没有起到好的作用，相反，带来了诸多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也和风气相关，以至于明敏如韩忠献公，都曾经说出“东华门下唱名方为好男儿”这种话。

  这明显是对祖宗遗意的误读，也是风气使然。

  可在如今大量有知识，通文字，晓军略，善谋画的人才投身军伍之后，在回过头来看这句话，明显是有失偏颇，矫枉过正了。

  国朝至重者，宗室，然自太祖起，宗室初授将军，后转观察，节度，皆是军职。直到熙宁年间，才定下宗室转文资之法。

  所以说认为重文官轻武将乃是祖宗的本意，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千零二十五章黄金不久埋

  而要纠偏这种风气，就需要从几个方面入手。

  还是以文武之道举例。

  先，要明确祖宗“以文制武”的正确含义，在赏给之外，给予武臣应有的尊重。

  其次，要努力培养素质更高的军士和将领，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军的成立，就是一个例子。军中将士，皆通文字，懂文化，明数算，守制度，知节尚义，血勇尽忠。

  其三，要通过舆论宣导，褒扬忠烈，培养尚武之气，在学宫中增设武学，骑射，体锻，剑术等科目，激励士风。

  其四，提高入伍标准，精炼部伍，提高下层军士待遇。

  大宋军营，不是什么垃圾堆污溷场，而是大宋武备精英，希图报效国家的有志青年的集中地，培养地。

  军队，是一个大熔炉，大学校，不但要培养出合格的军事人才，还要让他们懂得做人的道理，学会生活的技能，掌握必要的文化知识，社交礼仪。

  一句话，人样子。

  即使有一天放下刀剑，他们也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国民，继续为大宋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上述内容就可以看出，风气的塑造和转变，是一个长时期，多方面的，精细的过程，等到风气逐渐凝聚之后，才能形成国家气质——国格。

  国格，是一个国家所具有的荣誉，尊严、品格、声望和影响，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地位和作用。

  对国人来说，自觉地捍卫祖国的荣誉与尊严、服从和服务于提升国家的声望和影响，是其道德判断的要标准。

  上到天子，下到草民，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弦高犒师，蔺相如完璧，苏武北海牧羊，真宗亲赴澶渊！

  只有国民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体会和明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的概念，苏油直到自己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之后，才提了出来。

  因为这里边埋藏着一个巨大无比的雷——那就是当有一天君主的作为伤害到一个国家的国格的时候，国人们应当如何选择？

  当然这一点现在没有任何人看得到，就连亲自起草条陈的苏轼，都对小幺叔的理论水平啧啧称道。

  因为现在国家和君主还是一体的，是统一的，就连苏油都希望，需要选择的时候，永远不要到来。

  那就意味着动荡和流血。

  而且所有人都不会相信，帮助赵顼解析相权，巩固君权的苏油，内心深处还会藏着这么深的“反动思想”。

  大宋在历次的对外战争中，一次次被打伤打残，国家正需要一个这样的概念来提振民心，可以说苏油提出的这个概念，在现阶段的宋朝，是上下一同支持和赞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