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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诚如批评家程德培在关于《金枝》的重磅评论中所做的梳理与总结，近二十年的邵丽作品中，亲情血缘始终是她创作依凭的重要生命经验。早年的《水星与凰》，后来的《河边的钟子》《城外的小秋》《糖果》，近两年的《天台上的父亲》《风中的母亲》《黄河故事》等，以及虚构叙事之外直陈心事的散文、诗歌，“所有这些文字无不穿越被遗忘所淹没的真情与假象、怨恨与挚爱，作者用严厉的眼光俯向记忆的万花筒，看到那斑斓的色彩无一不是稍纵即逝，那片刻的深刻则是永恒的铭刻，血缘和亲情无一不是在岁月的颠簸中被碾碎得真假难辨”。

当然，邵丽的目光不只盯着“家里人”，她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创作出《挂职笔记》《第四十圈》等颇具影响的作品。在广受赞誉的《黄河故事》之后，邵丽拿出了《金枝》——又一部关于亲情血缘的作品。这部长篇以“我”——周语同为叙事支点，向上追述周家祖父母、父亲以及他两位妻子的人生历程，向下讲述周语同的同辈及下辈儿女的故事。《金枝》很容易被概括为一个从20世纪初绵延至21世纪20年代的家族故事。从内容的角度来说，的确如此，即便在这个层面上，《金枝》作为最新版本的五代同书的家族叙事也是成功的。但我认为更值得关注的一个层面，是邵丽在《金枝》中展现出来的作为小说家能力的诚实。

在前文的表述中，我将作家的“诚实度”视为小说艺术成就的核心指标。在文学批评、文艺研究都在尝试引进数据模型的今天，使用如此感性甚至颇有些感情色彩的自定义概念进入文学批评，看似有些“反动”，但这是“反”技术理性而“动”，本质层面上，却是对小说或者小说文学的本质属性的理性回归。

文学和文学中的叙事，作为存留人类经验的重要“容器”之一，无论在任何文明的原初价值排序中，都是居于顶端位阶的。叙事，长久以来建构着人类教养的核心部分。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有两件事同时在发生，一是古老的叙事艺术的衰落——讲故事的人不见了，另一件则是作为现代文类的小说的诞生，且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发展，成为最为主流的叙事形式。

1936年，瓦尔特·本雅明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讲故事的人》。他在文中指出，现代社会的人们讲述故事变得困难，失去了经验交流的能力，“这一现象一个明显的原因是，经验贬值了。而且看来它还在贬，在朝着一个无底洞贬下去”。本雅明发现，可言说的经验变得贫乏了，失去了交流的价值，原因在于现代传媒的发展，消息替代了故事。本雅明敏感且清晰地描述了现代社会的这一症候，那些从战场上归来的人一言不发，意味着人类社会久远的叙事传统遭遇了彻底的挑战，而且也将被彻底改变。

本雅明自然也谈到了小说。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这是个现代性事件，而讲故事的人则是将族群经验和个体生命经验融于“一张口”的前现代社会的“手艺人”。小说也曾经是古老的故事讲述艺术所需要应对的陌生力量，但资本主义传媒业的发展，带来了一种新的交流性——通过消息，这对故事的讲述更具威胁性，不仅导致了故事的衰落，也给小说带来了危机。

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想录”，本雅明在这位信奉东正教的作家身上看到了讲故事的人“非凡而质朴”的轮廓，因为“在现代叙事文学中，像列斯科夫的小说《变石》那样清晰地回响着先于一切文学存在的无名讲故事人的声音的，已是不可多得”。

本雅明四年之后在西班牙边境小镇自杀，他关于“经验贫乏”的深刻论述影响巨大——大到今天似乎已经成为文艺批评中的“陈词滥调”了。我们已然将其作为一种文化常识接受下来。因为过于熟悉常常会疏于辨析，“贬值”和“贫乏”只是因为人类经验失去了交换价值——即丧失了交流性，而非“经验”本身产生了实质性的贬损，无论是个体经验还是集体经验。生老病死、善恶美丑、恩怨情仇、兴衰成败，这些基本的人类经验还在太阳之下反复出现；新的经验还在产生，人被机器异化，科学理性带来人性危机，经验贬值本身就是新的经验，以及“贫乏”带来的人类社会的新的“没教养”，同样是新的经验……

橙红热闹的20世纪下半叶，在资本与技术的双重加持之下，人类经验的“贬值”速度越来越快，本雅明所描述的现代性社会“症候”不仅没有得到疗愈，反而成为现代性沉疴，跟随人类进入了21世纪。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应用的普及，使得人人都成为潜在的媒体性节点，经验“贬值”的速度已然是光速——这不是比喻，电磁波的传播速度等于光速——于是“无底洞”成了“黑洞”。八十六年前，本雅明喟然长叹除了天空中云的形状，一切都改变了，云下渺小、脆弱的人类，却在技术理性带来的强大幻觉中一路飞奔，不断逼近让·鲍德里亚所描述的那个“消失点”：“人类将在这个点上，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走出真实和历史；真与伪的一切差别在这个点上都将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和我们的躯体只是一台对我们实施远程控制的技术设备名存实亡的组件、可有可无的环节、幼年罹患的疾病（好比思想不过是人工智能幼年罹患的疾病，人类不过是机器幼年罹患的疾病，真实不过是虚拟幼年罹患的疾病）。

世界成为“真实的荒漠”——电影TheMatrix（《黑客帝国》）前三部就是对鲍德里亚这句话的“图解”，而第四部续集《矩阵重生》，几乎可以看作导演的行为艺术，现身说法地告诉观众“人类彻底失去了故事讲述的能力”，而在片尾彩蛋里，主创则坦言宣告：“叙事已死。”

我在首映日——2022年1月14日观看了《矩阵重生》，次日周六，重读《金枝》。Matrix（矩阵）里数据人形对比尘土烟火里的肉身男女，偶然的巧合造成的强烈反差，使我获得了新的观察眼光。我透过文本看到邵丽用一种近乎交托的姿态，将自我献给了小说，附着在“我”和“他人”之上作为人的经验，在叙事中再度打开，血涌出来，泪流下来，汗液淋漓，肌肤温热，死亡冰冷……对生命经验的极端忠实和无条件尊重，使得她在起点上战胜了“贫乏”的魔咒，为自己的小说争取到了丰盈繁茂、生机勃勃的可能性。

不得不指出，对于一个理性的现代知识分子和成熟的当代作家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正是这种“非理性”的忠实与“不成熟”的尊重，帮助作家主体获得了一种朴素而珍贵的叙事能力，属于承载人类经验的原初叙事的能力——讲故事的能力。这种能力曾经缔造了史诗、神话、民间传说、童话寓言，村头和市井间的家长里短、逸事闲话……这种能力早被现代性机器搅得粉碎，被狂飙突进的技术理性之风吹得踪迹难寻。但作为一种隐性力量，它蛰伏在人类经验的底层，等待着再度被叙事者发现、召唤，化身一个属人的故事。

我所定义的作为小说家能力的诚实，首先表现为这种对生命经验的极端忠实和无条件尊重。这是一种朴素甚至原始的思维方式。诚如上文提到的，被现代理性组织过的大脑，在充分的思想训练和文学训练之后，是很难恢复到“原初”设置的。因此这种诚实不可能是自发的冲动，它必然是基于对文学和小说本质规定性深刻理解的理性选择，是一种自觉的对抗。小说不就是对遗忘的对抗吗？它从记忆那里为随时可能丧失的经验争取了意义。

这部小说的篇名同样是隐喻叠加互文。“金枝”，除了在文本内部出现作为喻体，还在更大的文化语境下起到了互文的效果。看到篇名联想到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的那部文化人类学名著的我，这绝非“纯属巧合”可以解释的。我们固然不能如劫匪一般逼迫作者交出解释的赎金，然而基于二十年对其人其文的了解，我深知邵丽并不是埃科那样喜欢恶作剧的小说家，在文本内外预先给批评家扔下“香蕉皮”，看着那帮急于阐释的笨蛋滑倒在地。

弗雷泽的《金枝》着重分析的是原始思维和心理特征，提出了“相似律”和“接触律”，这种原始巫术的思维模型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譬如至今还有很多人笃信饮食中的“以形补形”，恨某个人就做个人偶拿针扎——小说中也出现穗子“扎小人”的情节。事实上，中国的现代进程也正是《金枝》文本所涵盖的历史时空。我对这一隐性互文的理解是心理情感上的“返回原初”，这是小说人物的，更是小说家本人的。

小说发展的历史说明，小说家在自我的峭壁和世界的深渊之间筑出了窄窄的虚构之路。那些经典作品勾勒的人类精神图景，如繁星丽天，读者如行山荫道上，移步换景，但若打算做筑路人，则会发现前途更加艰险和困难。小说自诞生之初就与危机相伴，小说的危机始终与现代性危机共时同构，小说为了克服这一危机，出现了呓语梦话般的现代性文本、戏谑拼贴的后现代文本，当然，即便没有本雅明的提醒，小说家也会再度向前现代的叙事资源伸出求援之手。小说家可以在很多层面上重启前现代族群经验，譬如引入“说书人”，引入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但邵丽在《金枝》中的选择更为彻底，她在心理上首先选择成为“讲故事的人”。

邵丽面对周家几代人命运与性格的“往复轮回”，狙击了自己的“理性”，摒弃了“阐释”的可能，把“我”丢进深深的困惑与不断自诘之中，眼睁睁地任由原初经验的“蛮力”带领叙事奔涌向前。

如果把返回原初经验看作一种理性解放的力量，单凭这股力量，是无法出色完成叙事任务的。因此，作为小说家能力的诚实中，还有一股完全相反的控制力量，确保精准且冷静地实现对经验的逼近、捕捉、审视、分解，用文字赋形、文本呈现，最后生成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