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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宗贞皇帝
明光宗皇帝名为朱常洛,为明神宗之子,生于万历十年壬午(公元1582年)。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公元1594年),年仅十三岁的朱常洛开始出阁接受教育。他天资聪颖,记忆力群,读书过目成诵,书法也有一定造诣。按照惯例,每次讲学时,阁臣中有一人需入值陪伴听讲,讲案前摆放一对铜鹤,阁臣需在铜鹤前叩头,然后在铜鹤后方转至东西两侧站立。有一次,一名阁臣误站在铜鹤前方,朱常洛便低声告诉内侍:“将铜鹤移近一些。”虽然没有明说,但其言外之意是希望阁臣遵守规矩,这一举动令众人深感佩服。
一天,讲官讲学内容为《巧言乱德》,讲书中写道:“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当时是讲官刘幼安当值,他详细讲解完毕后提问:“何谓乱德?”朱常洛朗声回答:“颠倒是非。”他将大臣的讲解内容转化为自己的语言,而且更加清晰明了。讲官焦竑询问“维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大义”之意,朱常洛回答:“只需理解‘天命之谓性’即可。”讲官董其昌问他“择可劳而劳之”什么意思,朱常洛回答:“就是所说的‘不轻用民力’。”讲官们对他的回答都深感叹服。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公元1615年),朱常洛当时三十四岁,居住在青宫,皇宫内生了一个叫张差的人闯入宫门企图用木棍袭击他事件。明神宗在慈宁宫询问朱常洛:“你有什么要说的?”朱常洛明白神宗皇帝的意思,回答道:“像这样疯癫的人,处决了就算了,不要株连道他人。”他又说:“我们父子之间何等亲密,希望诸大臣不要听信流言蜚语,成为不忠之臣,也使我成为不孝之子。”明神宗听后心情大好。
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公元162o年)八月初一,朱常洛即位为帝,时年三十九岁。九月初一,他驾崩,即位仅一个月,后来新帝诏书规定八月以后的年号为泰昌元年,次年改元为天启。
附前梃击青宫一案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年(公元1615年)五月初四,皇宫内突然有一名男子手持木棍闯入东宫,还击伤了守门的一名太监。韩永用等人迅召集人手将其擒获,并送往相关部门审讯。这名罪犯名叫张差,御史刘廷元在奏疏中称其行为举止疑似疯癫,面容狡猾。刑部郎中胡士相等人将其定性为患有疯病。提牢官王之采深入审问,张差说是马三道诱导其至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庞保、刘成处,言谈中还涉及郑贵妃之兄郑国泰。
郑国泰得知后看,随后布上疏为自己辩白,科道官员何士晋请求彻查此事。明神宗为此大怒,召集群臣上朝,百官跪拜向前,当时太子朱常洛与三位皇孙均在场。明神宗说:“昨日有个叫张差的疯癫之人突入东宫伤人,这种不同寻常的事,与我有何关系?外面有很多闲言碎语的猜测,你们哪一个没有父子之情,却想要离间我和太子的关系?只需要将与此事有关的张差、庞保、刘成立即处以凌迟之刑,不得牵连其余无辜之人”。随后,明神宗握着太子朱常洛的手,向群臣展示道:“此子极孝顺,我极为疼爱”。
当时御史刘光复在人群中欣喜地大声说:“皇帝极其慈爱,太子极其仁孝”。由于他站的位置靠后,声音较高,神宗皇帝误以为他有别的意见,便命令太监将其拿下,还命侍卫们挥棍对他予以庭杖,随后命令将他押至朝房等待旨意。怒气稍平后,神宗皇帝又用手抚着太子朱常洛的身体说:“我将他从一个孤儿养育成一个男子汉,如果我有别的想法,何不在那时就替换他?如今他已经长大成人,又有什么好怀疑的呢?”
不久后,张差在市集被公开处决,庞、刘二人在内庭被处死,此事就此平息。事后,王之采被罢官,他的职位被从地方上调的官员何士晋补上。
译者注:1.原文中的“岐嶷不凡”是一个形容词,本义是指山势峻峭,用来描述儿童或少年展现出的早慧、聪明或品德群的特质,具有非凡的气质与天赋。其中,“岐嶷”一词源自古籍《诗经》中的《大雅·生民》篇,原文诗句为:“诞实匍匐,克岐克嶷。”朱熹在《诗集传》中对“岐嶷”一词解释为:“岐嶷,峻茂之状”,意指山势峻峭茂盛的样子引申形容人的性格、才智等方面特立独行、出类拔萃。
2.原文中的“巧言乱德”是一个成语,出自《论语·卫灵公》篇,原文为: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意为花言巧语、言辞华丽却缺乏诚意,会扰乱人的道德修养,经常用来批评那些善于言辞矫饰、言行不一、以言语惑人而败坏道德的行为。
3.原文中的“既敷衍毕”,指详细讲解完毕。在古代文献中,“敷衍”一词有时用于描述对经典、经义、政事等进行详尽的解说或论述。
4.原文中的“维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大义”,意为上天将美德赐予了民众,期待民众拥有恒久的高尚美德。
5.原文中的“天命之谓性”,出自《中庸》第一章,意为人的本性、本质是由上天赋予的,是天命的体现。
6.原文中的“择可劳而劳之”,意为在组织劳动、分配任务时,应充分考虑人力、物力、时宜等因素,避免无谓的浪费或劳累。
7.梃击案是明末“三大案”之一,是生在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的一场刺杀太子朱常洛被的政治事件。当时郑贵妃是明神宗的宠妃,为皇帝生了两个孩子,其中皇三子朱常洵(后被封为福王)为明神宗喜爱。郑贵妃不断劝说明神宗废掉太子朱常洛,改立朱常洵为太子。因此,朱常洛被人刺杀,当时朝野普遍怀疑是郑贵妃指使。另外二案为红丸案、移宫案。
8.计六奇在此文中记录了明光宗朱常洛从幼年学习到登基为帝,直至去世的过程,其中着重描写了朱常洛的聪明睿智与宽宏大度,以及宫廷中生的梃击案对其产生的影响。朱常洛在青年时期表现出了出常人的智慧和修养,他不仅能深入理解经典着作,还能将知识灵活运用,展现出未来帝王应有的素质和风范,只可惜英年早逝,未能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梃击案的生,不仅反映了晚明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复杂矛盾,还揭示了明朝末期皇室成员之间的猜疑与对立。此案中,朱常洛以宽宏大量的态度对待潜在的刺客张差,显示出其越个人安危的胸襟和对家庭和睦的期盼,这对稳定当时动荡的宫廷局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案件背后的真相并未彻底揭露,尤其是与郑贵妃及宫内太监的关联,引了更多关于宫廷阴谋的猜测,这也加剧了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政治紧张局势。
这段历史是后世深入了解晚明宫廷政治运作机制、皇位继承制度以及家族伦理观念的重要素材。朱常洛短暂的在位经历和梃击案的生,凸显了明朝末期皇权衰落、党争激烈、社会矛盾加深的严峻形势,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晚期的政治演变、道德伦理观的转变以及危机应对策略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光宗贞皇帝
明光宗皇帝名为朱常洛,为明神宗之子,生于万历十年壬午(公元1582年)。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公元1594年),年仅十三岁的朱常洛开始出阁接受教育。他天资聪颖,记忆力群,读书过目成诵,书法也有一定造诣。按照惯例,每次讲学时,阁臣中有一人需入值陪伴听讲,讲案前摆放一对铜鹤,阁臣需在铜鹤前叩头,然后在铜鹤后方转至东西两侧站立。有一次,一名阁臣误站在铜鹤前方,朱常洛便低声告诉内侍:“将铜鹤移近一些。”虽然没有明说,但其言外之意是希望阁臣遵守规矩,这一举动令众人深感佩服。
一天,讲官讲学内容为《巧言乱德》,讲书中写道:“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当时是讲官刘幼安当值,他详细讲解完毕后提问:“何谓乱德?”朱常洛朗声回答:“颠倒是非。”他将大臣的讲解内容转化为自己的语言,而且更加清晰明了。讲官焦竑询问“维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大义”之意,朱常洛回答:“只需理解‘天命之谓性’即可。”讲官董其昌问他“择可劳而劳之”什么意思,朱常洛回答:“就是所说的‘不轻用民力’。”讲官们对他的回答都深感叹服。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公元1615年),朱常洛当时三十四岁,居住在青宫,皇宫内生了一个叫张差的人闯入宫门企图用木棍袭击他事件。明神宗在慈宁宫询问朱常洛:“你有什么要说的?”朱常洛明白神宗皇帝的意思,回答道:“像这样疯癫的人,处决了就算了,不要株连道他人。”他又说:“我们父子之间何等亲密,希望诸大臣不要听信流言蜚语,成为不忠之臣,也使我成为不孝之子。”明神宗听后心情大好。
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公元162o年)八月初一,朱常洛即位为帝,时年三十九岁。九月初一,他驾崩,即位仅一个月,后来新帝诏书规定八月以后的年号为泰昌元年,次年改元为天启。
附前梃击青宫一案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年(公元1615年)五月初四,皇宫内突然有一名男子手持木棍闯入东宫,还击伤了守门的一名太监。韩永用等人迅召集人手将其擒获,并送往相关部门审讯。这名罪犯名叫张差,御史刘廷元在奏疏中称其行为举止疑似疯癫,面容狡猾。刑部郎中胡士相等人将其定性为患有疯病。提牢官王之采深入审问,张差说是马三道诱导其至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庞保、刘成处,言谈中还涉及郑贵妃之兄郑国泰。
郑国泰得知后看,随后布上疏为自己辩白,科道官员何士晋请求彻查此事。明神宗为此大怒,召集群臣上朝,百官跪拜向前,当时太子朱常洛与三位皇孙均在场。明神宗说:“昨日有个叫张差的疯癫之人突入东宫伤人,这种不同寻常的事,与我有何关系?外面有很多闲言碎语的猜测,你们哪一个没有父子之情,却想要离间我和太子的关系?只需要将与此事有关的张差、庞保、刘成立即处以凌迟之刑,不得牵连其余无辜之人”。随后,明神宗握着太子朱常洛的手,向群臣展示道:“此子极孝顺,我极为疼爱”。
当时御史刘光复在人群中欣喜地大声说:“皇帝极其慈爱,太子极其仁孝”。由于他站的位置靠后,声音较高,神宗皇帝误以为他有别的意见,便命令太监将其拿下,还命侍卫们挥棍对他予以庭杖,随后命令将他押至朝房等待旨意。怒气稍平后,神宗皇帝又用手抚着太子朱常洛的身体说:“我将他从一个孤儿养育成一个男子汉,如果我有别的想法,何不在那时就替换他?如今他已经长大成人,又有什么好怀疑的呢?”
不久后,张差在市集被公开处决,庞、刘二人在内庭被处死,此事就此平息。事后,王之采被罢官,他的职位被从地方上调的官员何士晋补上。
译者注:1.原文中的“岐嶷不凡”是一个形容词,本义是指山势峻峭,用来描述儿童或少年展现出的早慧、聪明或品德群的特质,具有非凡的气质与天赋。其中,“岐嶷”一词源自古籍《诗经》中的《大雅·生民》篇,原文诗句为:“诞实匍匐,克岐克嶷。”朱熹在《诗集传》中对“岐嶷”一词解释为:“岐嶷,峻茂之状”,意指山势峻峭茂盛的样子引申形容人的性格、才智等方面特立独行、出类拔萃。
2.原文中的“巧言乱德”是一个成语,出自《论语·卫灵公》篇,原文为: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意为花言巧语、言辞华丽却缺乏诚意,会扰乱人的道德修养,经常用来批评那些善于言辞矫饰、言行不一、以言语惑人而败坏道德的行为。
3.原文中的“既敷衍毕”,指详细讲解完毕。在古代文献中,“敷衍”一词有时用于描述对经典、经义、政事等进行详尽的解说或论述。
4.原文中的“维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大义”,意为上天将美德赐予了民众,期待民众拥有恒久的高尚美德。
5.原文中的“天命之谓性”,出自《中庸》第一章,意为人的本性、本质是由上天赋予的,是天命的体现。
6.原文中的“择可劳而劳之”,意为在组织劳动、分配任务时,应充分考虑人力、物力、时宜等因素,避免无谓的浪费或劳累。
7.梃击案是明末“三大案”之一,是生在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的一场刺杀太子朱常洛被的政治事件。当时郑贵妃是明神宗的宠妃,为皇帝生了两个孩子,其中皇三子朱常洵(后被封为福王)为明神宗喜爱。郑贵妃不断劝说明神宗废掉太子朱常洛,改立朱常洵为太子。因此,朱常洛被人刺杀,当时朝野普遍怀疑是郑贵妃指使。另外二案为红丸案、移宫案。
8.计六奇在此文中记录了明光宗朱常洛从幼年学习到登基为帝,直至去世的过程,其中着重描写了朱常洛的聪明睿智与宽宏大度,以及宫廷中生的梃击案对其产生的影响。朱常洛在青年时期表现出了出常人的智慧和修养,他不仅能深入理解经典着作,还能将知识灵活运用,展现出未来帝王应有的素质和风范,只可惜英年早逝,未能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梃击案的生,不仅反映了晚明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复杂矛盾,还揭示了明朝末期皇室成员之间的猜疑与对立。此案中,朱常洛以宽宏大量的态度对待潜在的刺客张差,显示出其越个人安危的胸襟和对家庭和睦的期盼,这对稳定当时动荡的宫廷局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案件背后的真相并未彻底揭露,尤其是与郑贵妃及宫内太监的关联,引了更多关于宫廷阴谋的猜测,这也加剧了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政治紧张局势。
这段历史是后世深入了解晚明宫廷政治运作机制、皇位继承制度以及家族伦理观念的重要素材。朱常洛短暂的在位经历和梃击案的生,凸显了明朝末期皇权衰落、党争激烈、社会矛盾加深的严峻形势,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晚期的政治演变、道德伦理观的转变以及危机应对策略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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